 1900年10月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综上所述都认为，义和团运动兴起，乃是“民族精神的觉醒”，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这种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尽管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但却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尊严，并从抗争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凶残和腐朽的本质，从而使中国人民开始寻找并投入一场新的革命运动。 总而言之，从甲午战争失败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并正在孕育着一次反抗大浪潮。在此期间发生的各地反教会斗争，即是这次反抗大浪潮的前奏。随着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急剧加深，把中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更加催化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爆发义和团运动的最为根本的原因，而义和团运动则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直接产物。应当指出，投身到义和团运动中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受害的程度不同，抗争方式不同，因而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也有差异。但是，他们的反抗行动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确是要求反帝救国的革命力量的体现者。离开历史的客观条件，要求农民阶级本身不可能达到的所谓“真正觉悟”，那就未免是在苛求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