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一词，在先秦时期本来是一个与“批评”同义的中性词。人们甚至经常用“立诽谤之木”作为歌颂上古明君勇于招谏、纳谏的开明美德。“诽谤”作为国家立法严惩的政治罪名，可能形成于秦王朝“焚书坑儒”时期。
    在“楚汉之争”的序幕开启之前，刘邦以沛公的身份初入关中，为笼络人心计，公开宣布废除秦的酷苛之法。其中就把“诽谤者族”作为苛法的典型而加以谴责，似乎“诽谤”之法理应首先被废止。事实却不然。西汉明令废止“诽谤”法，是在汉文帝二年（前178年）五月。“除诽谤”与“去肉刑”成为汉文帝实行仁政的主要标志，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汉武帝时期，号为“盛世”。但是，恰恰在这一阶段，“诽谤”法不仅复行于世，而且更为酷烈。史称：“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急而法令察。”其中的“废格沮诽”之意，张晏注释为：“官有所作，废格沮败诽谤，则穷治之也。”如淳进一步说明：“废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诽，谓非上所行，若颜异反唇之比也。”（《汉书·食货志下》）淮南王刘安之狱发生在元狩元年（前122年），那么，元朔六年（前123年）应该就是“诽谤”之法复行之时。上距汉文帝二年（前178年）明令废止“诽谤”之法的时间为55年。
    汉武帝时期的“诽谤”法，较之秦始皇时代更为变本加厉，主要表现在“腹诽”之罪的出现。
    “腹诽”正式作为罪名而出现，是在大农颜异受诛之时。汉武帝与张汤合谋制造了白鹿皮币，向颜异征求意见，颜异提出了不同看法，武帝不悦。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矛盾，及有人举告颜异发表异议，武帝让张汤审理颜异一案。于是，有了如下的记载：“（颜）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张）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颜异被杀，《资治通鉴》系其事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再加以考索，早于颜异被杀十余年的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相争一案，所传达的法律信息，必须加以注意。田蚡强加给政敌魏其侯窦婴的罪名是“腹诽而心谤”（《汉书·窦婴传》）。这成为导致窦婴最终被杀的原因之一。问题在于，不论“腹诽”的罪名是出现在窦婴被杀时，还是颜异受诛之时，它都要比“诽谤”更为周纳严苛。

以“诽谤”之法制裁人，至少还需要受害者发表批评言论的“不法行为”被确认；而“腹诽”之法，则完全可以出自统治者的主观臆断，不需要任何客观证据，执法的随意性空前增加，为枉法杀人开启了方便之门。无法确切定义的“微反唇”之类的面部表情，都可以作为“腹诽”定罪的依据，专制君主自然可以把臣民的生死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从“诽谤”到“腹诽”的立法转变，形象地展示了汉武帝时代君主独裁制度的强化过程。
    汉武帝复行“诽谤”之法，直接造成的政治黑暗，除了上述滥杀窦婴、颜异之外，还有一个案件--几乎使耿直敢言的名臣汲黯惨遭灭族之祸。汉远伐大宛得千里马，汉武帝亲自作歌以记其盛，并且作为宗庙祭祀之用。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悦。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史记·乐书》 汲黯虽然蒙恩保全，但公孙弘之言明确无误地表明，此时的“诽谤”之罪，依律当判灭族重刑，与秦始皇之制完全相同。《史记》没有载明其事年月，《资治通鉴》则系其事于元狩三年（前120年），与前文所考汉武帝恢复“诽谤”之法的时间只相隔三年。两事可以互相痹徽。
    “诽谤”之罪的恐怖气氛，足以钳制言路，扼杀思想，成为统治者强制推行舆论一律的得心应手的工具。直到汉武帝死后若干年，正直士人只是因为实事求是地对汉武帝有所议论、有所批评，还要遭受牢狱之灾。如，东汉名儒孔僖，与朋友由读史而纵论古今，涉及到对武帝的评价，被人上书举告“诽谤先帝，刺讥当世”。孔僖深知这一罪名一旦成立，就要面临杀身之祸，抢在被捕之前，主动上书汉章帝，就事情的原委、特别是“诽谤”罪的本来内涵加以说明，意在自救。他的自讼之辞是：“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曰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后汉书·儒林列传上》）孔僖以“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作为对“诽谤”罪名的界定，既合于法理人情，又为自己找到了“无罪辩护”的立论基石，实在是莫大的政治智慧。孔僖强调他们对汉武帝的议论是据实而发，与“诽谤”的构成要素毫不相干。即便所言有不当之处，朝廷也应该以宽容之心相待，不可因此而加罪于人。否则，就有违开明之道。汉章帝阅奏，特旨不予追究，孔僖才得以幸免于难。
    对一个亡故的君主的议论，可以成为政治大案，这是专制政体之下死人拖住活人的典型。
    如果我们愿意把政治开明作为判定“盛世”的标准之一，而在武帝时代“诽谤”之法变本加厉、思想专制的淫威波及后世，那就不得不说，这是汉武帝的“盛世”之累。推而广之，在研究古代社会所有的“盛世”时，崇尚人文精神的历史学家都不应该漠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