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被扣上了“反党”的帽子，撤职罢官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人们都熟悉这首诗。
    它是1936年彭德怀指挥劣势兵力围歼国民党骑兵部队后，兴奋的毛泽东写给彭德怀的赞扬诗，但人们或许更熟悉下面一首诗：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它是“大跃进”开始后，彭德怀回到湖南湘潭故乡发现农村中的真实情况时自己内心焦虑的表露。
    果然，1959年7月党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在吼虎岭北面的西式平房里，面对毛泽东越来越高的威望，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发热，得意忘形了。无产阶级专政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提高了，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
    然而，恰恰相反，毛泽东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大跃进中，成绩与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有所得，有所失，但得大于失。“一棵树总难免有一两个枯叶，总不能因此而把树锯掉吧，要看全局。”
    彭德怀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于7月14日写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也恼火了：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明明提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还是要写信，这不是下战书吗？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上山，参加会议。如果林彪身体还好，也让他来……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等人被撤职罢官。
    一条惊涛骇浪中负重的小船，滑向沉没前最后的生命里程。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与江青继续留在庐山，夏日避暑，此处当属可选之列，再说紧张了那么多天，也该放松一下了。彭德怀则飞回北京，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继续接受批判。

既然被指责为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便不能不想到日后的工作和出路，思前想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允许他去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边学习边劳动。
    最后，彭德怀被允许搬出中南海，居住何处由他自己定，彭不想奢侈，挑选了去西郊挂甲屯居住。
    封建社会中的清官曾留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现在，彭德怀也到挂甲屯种地去了，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
    既然是种地，使用不着过去漂亮的元帅服和一大堆勋章。“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我都不要。”他不顾警卫员的劝阻，把自己的元帅礼服、军服、狐皮大衣、地毯、名人字画、猎枪和好一点的衣服都交了公，留下的几乎全是书。他还拒绝给安排护士和公务员。他说：我没病，要什么护士。现在是个闲人了，还要人家来打扫卫生、料理生活，真是岂有此理！免了吧，我坐的“吉斯”也要坚决换掉，现在也没有必要坐那么高级的车，上大街坐公共汽车不也是很好吗！
    由于他坚决要求，中央办公厅首先将配备人员从简，收回“吉斯”轿车，将斯大林送给他的灰色“吉姆”车重新配给他。就这样，彭德怀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里开荒地，积肥养鱼，读书学习……
    同时，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再次发出继续超负荷的轰鸣，但结果却与人们的愿望大相径庭：
    全国出现连续三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实际上是饿死）人数超过1000万；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之风日趋发展；
    领导人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不断更动；
    ……
    历史精灵含着严峻的目光，冷冷地注视着所有的变化。
    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史称“万言书”
    1962年1月，负责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向来谨慎的刘少奇提醒全党，中国到了该刹车的时候了，再不刹车，就要散架了。他大胆地说，不能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套话，处处去套党的工作成绩与错误，不是九一开，而是七三开，有的地方则是倒三七开，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他还说，彭德怀在庐山的会议上说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而且认为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向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是正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不算犯错误。
    然而，毛泽东坚持不予彭德怀平反：“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平反。”
    因而七千人大会最后坚持彭德怀长期在党内搞小集团，搞军事俱乐部，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系的结论，不予平反。
    “你给我去弄纸，我要写信，把我的一生写给毛主席！我的功，我的过，我的意见，我的想法，统统写出来，一条都不隐瞒。”气得暴跳如雷的彭德怀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命令式地要他的警卫员景希珍准备笔和纸。他的侄女劝他别写信闯祸。彭德怀气呼呼地说：我想过了，我甘愿毁灭还不行，我生不求功，死不图留名，但还是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就再安一个。这就不是毁灭我一个人的问题了，是毁灭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会服人的，是会乱成一坨的。
    彭德怀执笔伏案，整整写了三个月，他像重走一次长征路，体重减少了十多斤，精疲力竭，一病而倒，好多天起不来。抄写任务只好交给他的司机赵风池。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长达8万字的信递到了中央办公厅。
    然而，平反没有等来，反而招来了一个“彭德怀问题专案委员会”。

他沉默了，也许只有沉默更好一些。
    六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彭德怀平静地生活着，很少有人来看望他。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将他忘记了。
    有党内理论权威之称的康生屡屡窥视政治风向，不止一次地建议拿彭德怀开刀。1964年，他几次对毛泽东说：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过，现在他们写小说，利用写小说反党，是他们的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的一出戏，叫《海瑞罢官》，我觉得这个《海瑞罢官》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鸣冤叫屈，替彭德怀翻案。我这个想法，提供主席参考。
    江青也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
    1965年初，经毛泽东准许，批判《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在上海投入秘密工作。
    毛泽东让彭德怀到三线领导建设，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彭德怀的处境更是雪 上加霜令人迷惑的是，几乎同时，毛泽东却建议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工作。
    1965年9月，彭真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彭德怀，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被彭德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自己这个样子不好出来工作，而且不懂工业，又脱离军队这么长时间，他还是要求毛泽东同意他回乡当农民，请彭真代为转达。他自己也写了封信给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又接到中央机要局转来的彭德怀的信，颇感意外，他原以为他亲自点将，彭德怀会答应，不料他不愿出征。看来他心中有气，我给他一个出气的机会吧。
    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马，给彭德怀挂了个电话，要他前往中南海见面，好好谈谈。
    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与彭德怀谈了五个多小时。彭德怀再次被毛泽东说服，“我听你的，主席，去西南。”
    彭德怀兴奋地回到吴家花园，等候南下通知。
    他等来的是一篇含沙射影的文章，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一看就知道是冲着自己的：“射吧，我无所谓，只要去三线工作就成。”
    但是，就在他到达成都的当天，即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
    “娘的，刚让我出来工作，就批起我来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彭德怀气得一拳擂在桌子上，“他娘的，批吧，我才不怕呢！我早知道我的事没完，无非再一次搞臭嘛，我等着，实际上哪一个人真会批臭，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只要毛主席不下令撤我，我就干到底，谁也压不垮我！”
    彭德怀依旧是彭德怀，他抛却个人利益，全心地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
    但此时的中国毕竟不是搞建设的年代，政治风暴越刮越猛，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都联系到了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问题，彭德怀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困难了。
    果然，彭德怀在大三线的工作被归纳为十条罪状上报。他不但不再有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而且受到围攻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提到了彭德怀：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讲话之后，彭德怀的处境便难以扭转了，他奉命返回成都，停职反省。
    此时的北京，江青和康生正指使戚本禹策动红卫兵设法揪斗彭德怀。戚本禹亲自打电话给北京五大造反派头头之一的韩爱晶，告诉他可以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江青也有意将军，对地质学院红卫兵头头王大宾说：你们这也能，那也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呢？让他在大山里养精神，将来好回来造反！
    1966年12月25日清晨，住在成都市永兴巷7号的彭德怀被翻墙而入的北京红卫兵强行绑架。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阻拦无效，只好向西南建委办公室求援，并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得到如下答复：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火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就在周总理下达指示的同时，彭德怀已被从北京来的几只揪彭战斗队争来争去，一会儿被抢到成都地质学院，一会儿被转移到省地质局，直到成都军区干涉，他的安全才有保证。
    12月28日，彭德怀坐上成都军区联系的一个软席车厢，在红卫兵的共同押送下到达北京，被送到北京的地质学院。经过艰苦的谈判，才交给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和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派出的4名红卫兵共同看押管理。
    次日，周恩来就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指示他必须做到保护彭德怀的绝对安全，要对住处保密，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等。
    因此，彭德怀在北京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只是看看书，写交代材料。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和“批判二月逆流”后，他的处境开始变了。
    彭德怀在批斗会上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一个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帅，居然在新中国永远失去了公民权
    7月，江青和戚本禹、陈伯达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红卫兵头头时，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
    彭德怀这个人被卫戍区保起来了，把他养得胖胖的，想干什么？为什么不批斗？老不批斗干什么？你们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说是我说的！让彭德怀到小将中接受批判教育。
    戚本禹也在一边加油打气：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就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他还在7月18日给彭德怀专案组训话时说：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他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上没有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1967年7月19日，按专案组要求，彭德怀被送到北京航空学院接受批判，在一间大教室里，众多的闯将们提出一个个令他不解而又心寒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老实交代你在朝鲜害死毛岸英的罪行！”
    ……
    彭德怀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使造反派们无言以对。
    说不过就打，韩爱晶走到彭德怀跟前，一把把他从座位上拉起，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一时桌倒椅翻。彭德怀被打倒后又被揪起来，接着又被打倒，连着多次。他们还摁着彭德怀的头往墙上撞，使他头破血流，昏晕过去。批斗会结束后，教室的门口堵着一堆人，彭德怀出来时，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着毛主席语录：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最后，彭德怀被抬上汽车送回卫戍区。
    对这次批斗会，当时的原始记录如此记载：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条指示’过时了，‘中央文革小组’是最新指示，他们只听‘中央文革’的。”
    北京卫戍区也在监护日记中记载：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屋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不吃饭，不能吐痰，要他写材料，他说现在不能写，要不就杀头算了。20日他的胸部疼的面积很大，而且也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否则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折断，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北航批斗会后，彭德怀的问题公开化了，《人民日报》选登《解放军报》的批判文章，公开点了彭德怀的名。7月26日下午，北航红卫兵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在北航操场举行约10万人参加的批彭大会，张闻天等人也被拉来陪斗。
    批斗会议举行前，周恩来曾指示卫戍区解放军战士保护彭德怀，一不能打人，二不能弯腰，三不能侮辱。但红卫兵根本不理睬这一套。
    批斗会上，彭德怀和张闻天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又大又重的牌子，上面用黑体字写的名字全部被划上“×”，他们低头弯腰，任凭批斗者捏造罪名，而且不能申辩。批斗会结束后，他和张闻天等人又被强制从人群中两人相对、平举双手筑成的狭巷中低头穿过，遭受显示人们义愤的各种方式的折磨，有人朝他们拳打脚踢，有人向他们吐痰，使他们满头满脸青包紫块和唾液口水……长时间折磨使他们走不到一半就瘫倒了，嘴里渴，要求喝水……
    其景何惨……
    这还没算完，韩爱晶还倚仗人多硬从卫戍区警卫战士手里抢走彭德怀，拉胳膊拖腿地拥上卡车开到城里游斗，彭德怀的身上又多了烂纸片和西红柿汁。两个多小时之后，可怜的彭德怀已不能走路，不能进食，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被拉到北京师范大学批斗，会后又送到工人体育馆被“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批斗。一时间，批斗彭德怀成了时髦，各个单位你争我抢，以致两个月不到，彭德怀就被斗一百多场。可彭德怀一点也没让步，他不屈不挠的头一次次被按下去，又一次次昂起来；他倔强的身躯一次次被推倒，又一次次站起；他愤怒的呐喊一次次被截断，又一次次响起来……直到他的身体和精神接近崩溃边缘……
    这期间，他所在的监护所也不停地变换，那是为防止他与警卫战士建立感情的措施。他先被送在五棵松，后转到罗道庄、什坊院、木樨地政法干校，最后被送到301解放军总医院。此时的彭德怀已被诊断为直肠癌。
    与此同步，彭德怀问题专案组也加紧了工作，并于1970年9月17日向黄永胜呈递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报告中说：
    “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黄永胜大笔一挥，写上“同意”二字。彭德怀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一个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抛弃了高官厚禄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并且忠心耿耿的人，居然在革命成功后失去了做党员的权利！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血雨腥风几十年，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元帅，居然在新中国永远失去了做公民的权利！
    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

俗话说，只有生病时才感觉到健康的可贵，反过来，健康的人是很难理解病人的苦难的。对彭德怀来说，住在301医院的日子则更难忍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生孩子的月婆子还难受。他所在的病房不过10平方米，所有门窗都紧闭着，而且被糊上了报纸，一点自然光线也见不到。为限制他的活动，他的裤带也被人抽走了，想写字，不给笔，想听广播，收音机又被人故意弄坏了。除了少数书籍和指定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只有冷清、死寂、沉闷，而且，门口还不时晃动着守卫人员的身影……彭德怀只能仰天长叹！
    为了保住彭德怀的生命，医院提出必须做手术，这遭到彭德怀的坚决拒绝：问题不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我要见毛主席。
    他的侄女彭梅魁劝他答应手术，彭德怀显得很顾虑，“我从来没有怕过死，只怕一上手术台可能下不来，耽误了大事！我要求他们快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没查清楚，难道让我带着莫须有的罪名去见马克思？我留着这条命，就是想再见毛主席一面，把我的看法讲清楚，也尽到了我最后的这份责任，死了我也心甘。”
    彭梅魁无言安慰伯伯被伤透的心，只好搬出周恩来总理增加说话的分量：
    您还是先做手术吧，等养好病才有机会再见毛主席。你的手术是周总理批准的，您不做手术，总理晓得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一向佩服敬重周总理，他同意做手术。
    但是，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病情急剧恶化，导致半身不遂，癌细胞扩散到了肩部、肺部、脑部，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没有瘫痪的右手右脚乱撕乱扯乱踹，却没有人给他打止痛针……
    1974年9月后，彭德怀便常处于昏迷状态。
    此时的彭德怀，虽然话已含糊不清，但依然掷地有声：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同志没有搞过两手，我从来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长寿了，已经可以了，我仔细想过了，我这一生是值得的，对革命对人民，我做了一点工作，尽了我的责任。虽然我个人的下场不怎么好，可是我不埋怨，更不后悔。
    “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历史是最无情的，也是最公正的，历史将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作出正确的评价。“
    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76岁的彭德怀停止了呼吸，带着全部的希望与失望，孤苦伶仃地到了另一个世界。
    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火化，偷运四川，编号327，谎称是成都市人王川，年32岁。只有四川省委负责人段君毅、李大章等几个人知道是彭德怀的骨灰。
    令人凄然的是，火化遗体的费用，竟是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的。
    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普通战士张思德写的《为人民服务》中说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办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但彭德怀却没能得到这些最普通的待遇：他的遗体旁边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哀乐、没有灵堂、没有追悼会，更没有吊唁的人群……
    直到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名誉时，他的追悼会才得以举行。
    历史总是最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