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黄陵县有一座黄帝陵，传为轩辕黄帝陵寝，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历代黄帝陵的祭祀活动，其意义在于昭示皇权正统、天命所归，借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到了当代，祭祀黄帝陵又具有凝聚人心，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抗战时期，黄帝陵因地理位置介乎西安与延安之间（那时县名就叫中部县），在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下，就成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
    国共和解 共同祭祀黄帝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半月后，在苏联及其他国际势力的调解下，在中共的促成下，得以和平解决。回到南京的蒋介石，经此次事变，始信苏俄具有支持中国抗日的诚意和实力。要联交苏俄必须和解中共。于是蒋做出姿态，1937年1月5日裁撤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作出改苏维埃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指导；特区内实施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土地政策等四项保证。2月21日，国民党五届三次会议以“共产党人输诚受命”，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宣布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
    4月5日，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清明节。国共两党在经历十年内战后，首次聚在一起，同派代表共祭黄陵，以表达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决心。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委委员张继，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致祭当天，并未到场），中共方面是同盟会老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委员张继、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特派代表林伯渠，各自携带祭文，同步登上桥山，在中外记者的镁光灯下，在军士列队鸣炮声中，开始虔诚致祭，逐个宣读祭文。
    国民党在《中央祭文》中写道：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
    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距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
    古雅奥晦的祭文中，“丑虏蚩尤，梗化作乱，受诛不庭，华夷永判”等句子，隐含着对形势的忧思。
    林伯渠宣读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祭文。在追忆黄帝的丰功伟绩后，毛泽东写道：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次日（4月6日），延安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报道中，披露了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
    红军改编 开赴抗日最前线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可视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标志。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召开各界人士国是谈话会，发表谈话，表明了“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的立场。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会。7月23日，中共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告》，支持蒋的谈话立场。8月15日，中共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对日绝交，军事总动员，人民总动员，成立国防政府，抗日外交政策，战事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亲日派，建立民族统一战线。8月22日，由蒋中正签署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每师1.5万人。115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120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129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邓小平。

8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等发布《就职通电》：“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本月养日（8月22日）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委任令，特派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德等因奉此，遵即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宣布就职。部队现已改编完毕，东进杀敌。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肃电奉闻，敬候明教。”
    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南10里的一个村庄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这场战争中，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洛川会议结束后，115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坐大卡车向西安进发。据现在出版的《聂荣臻传》介绍，他们路上遇雨，道路泥泞。车过中部县，稍事休息。此时，缕缕雨丝笼罩着黄土地上的桥山，以及那历尽沧桑的古亭、石拱门和柏树林。聂荣臻凝望着秋雨中的黄帝陵，神情肃穆。在这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从心底里向民族祖先发出决心以身报国的铮铮誓言！写作者显然“疏忽”了同路人-那位不久就要打响平型关战役的林彪师长，没有一句提到林彪在黄帝陵前的表情。
    也是在8月25日那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分别以新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拜谒了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他们一边阅读，一边交谈，任弼时说了一句名言：这是我们开赴前线的《出师表》哩！
    9月1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4万多名红军将士摘下了红星帽，穿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服，先后由陕西的三原、富平、泾阳等地出发，经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察哈尔、河北、绥远交界的恒山地区的抗日前线……一意孤行 张国焘图谋叛党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的清明，国共两党再祭黄帝陵时，留下了一次不愉快的记忆。
    当时，出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得知国民政府将在清明节祭黄帝陵的消息，一再向毛泽东提出边区政府也要参加祭陵。最后中共中央同意张国焘前去。这是张国焘几个月来苦苦寻觅的一次机会，因害怕泄密，甚至没告诉夫人杨子烈。
    4月2日，张国焘带着秘书、警卫员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前往黄帝陵。4月4日，张国焘代表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当初他心里一定是五味杂陈，面部表情定是极度尴尬，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担当这个角色，几个小时后他就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据说，他曾对蒋鼎文耳语，有要事相告。蒋心领神会。祭祀完毕后，张国焘告诉秘书和警卫，要到西安找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研究事情。然后就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扬长而去。
    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从五四时期领导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再到领导红四方面军，出生入死，功勋卓著；在肃清党内不同意见者时也滥杀无辜。当一（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拥有8万之众，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还不足1万人。按照党史的叙述，张国焘后来妄图争夺中央领导权，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张国焘就下决心离开延安。他曾说，脱离共产党，主要由于中共内部的斗争和整肃往往与共产国际、苏共内部的斗争有连带关系。他认为自己属于苏共的布哈林派。
    张国焘到了西安，住进蒋鼎文为他安排的西京招待所。4月7日，国民党方面又安排他乘火车去了战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武汉。
    延安方面得到消息，马上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找到张国焘，促其猛省。中共长江局经过艰苦的找寻，终于侦查到张国焘的下落。4月11日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由负责情报工作的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引路来到太平洋饭店，与张国焘长谈了一个通宵。14日晚，周恩来偕同王明、博古等，再度来到张国焘下榻的饭店，劝他搬到办事处去住。软的不行，李克农等连劝带拉地把他推上汽车。到办事处后，张国焘总是寻隙外出。他去拜访过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陈独秀。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

一天下午，张国焘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要求上街。到了轮渡边，快要关上铁栅门时，他忽然跳将上去。紧跟他的吴志坚也一个箭步跳上了轮渡，不让他脱身。还有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的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当时周恩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身边也有国民党特务“保护”，惊问何事。周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去看病”，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其间，三“请”三逃，曲折惊险。因为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方面也不便深究。
    中共长江局知道张国焘决心叛党，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来到那个饭店，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条件：或回延安；或向中央请假；或声明脱党，再由中央宣布开除。张表示接受第三点。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即给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打电话，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当晚，两辆小汽车悄然停在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人，“劫”走了张国焘。张在房间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口中的“黄帝”一语，似有微词，原因在于此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家元首是蒋介石，黄陵县是“蒋管区”。
    历史更迭 黄帝陵香火依旧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中共再也不会参加祭祀黄帝陵的仪式。倒是国民党方面格外热心，一直到抗战结束，又有四次祭陵活动，并且开始了对黄帝陵大规模的修建。1939年，陕西省政府设立了“黄帝陵园管理处”，令中部县县长兼主任，开始清理庙产，整修庙堂。1940年，陕西省修筑了黄帝庙通往黄帝陵的公路。1942年，时任国民党总裁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题写了“黄帝陵”三个大字，此后中部县正式改名为黄陵县。1944年，陵园建筑祭亭，前竖蒋中正题“黄帝陵”石碑。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从陕北进了北京，取得了改天换地的胜利。面对那张崭新的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图，毛泽东未必能想起陕西黄陵县的那抔叫“黄帝陵”的土丘，和他曾经写过的祭文。直到1955年秋，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眼中的黄帝陵仍是一派衰败：“陵庙无人看管，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院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附近，私坟如鳞。”于是他向毛泽东写信：“回忆1940年访延安时，亦曾谒陵，当时陵庙山树均有专人看管，庭院整扫清洁，古树逢枯补植，鉴今想往，不胜差异。”不难想象读到此信的毛泽东受到的刺激。于是，他批示周恩来阅后交有关部门处理。周明确批示：黄陵应明令保护和整修。
    黄帝陵重获新生。1962年，国务院把黄帝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墓葬第一号。国家开始对轩辕庙和黄帝陵进行整体的景观设计和大规模的修建工程。
    2005年4月5日，国民党退守台湾56年后，首次正式受邀参加黄帝陵祭祀活动。国民党中常委蒋孝严到黄帝陵敬献花篮。同年，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到黄帝陵祭拜，他在祭文中写道：
    今值两岸，协力互惠之际，仰祈灵佑，天道酬勤之德。锡福策勉：兄弟扶持成大业，二十一世纪振八荒；益兹激励：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和平一家亲。山岳巍巍，河海荡荡，缅怀祖德，永矢毋忘！
    2009年4月3日，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也在台北圆山忠烈祠主持中枢遥祭黄帝陵典礼，向“中华民族远祖黄帝”献花致祭。同年4月4日上午9时50分，己丑年清明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在陕西省黄陵县举行，连战与夫人在黄陵祭祖大典上深深鞠躬。
    执政者眼中的黄帝，是在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后，对人格神“黄帝”的再造和重铸；黄帝的文化人格，也就极具民族文化人格的内在相似性。祭祀黄帝，既是自身祈求佑护，也是为民族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