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去莫斯科查阅有关档案期间，多次拜访原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曾交给我三份文件。回国后，我将这三份文件分别呈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和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不久，江总书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布置了研讨“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的课题；杨主席也向我交代，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我们党、毛泽东主席有什么责任，要认真研究，好好总结。就这样，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召开了两次由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见证人和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事情的缘由
    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曾去莫斯科查阅俄罗斯保存的有关中国的档案，并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多次拜访原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就中苏关系恶化的缘由向他请教。阿尔希波夫说，198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曾委托他召集了苏联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对计划中的中苏高层会谈涉及过去的冲突如何表态提出建议。阿尔希波夫说，当时他自己写了一份回忆，叙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中苏关系的一些大事，同时在他主持下，起草了《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和一份附件《苏中冲突大事记》。当时阿尔希波夫把这三份文件都交给了我。我当即同一起去莫斯科的赵仲元、邢书纲把这三份文件译成了中文。
    阿尔希波夫提供的《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明确观点。
    （一）公开论战是谁发起的？
    文件指出：“如果说是谁‘主动’展开公开论战，并把分歧扩大到国际论坛和报刊上，那么在这方面采取决定性步骤在较大的程度上是苏方，而且是因尼·谢·赫鲁晓夫个人所决定或坚持的。”
    “当时的苏联领导（尼·谢·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与‘分裂活动’，为此就先是对中国施加精神和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接受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与途径、关于国内国际政策的观念和观点。最初是在个人会见时的谈话中这样做，然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论坛上这样做，随后又通过采取外交行动和通过报刊这样做，终于展开公开论战，日趋尖锐。结果，冲突‘公开化’，引起全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认为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论战很快就扩展到苏中两国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然后是经济关系及其他领域，发展成为日趋尖锐的政治斗争，而且使用宣传、外交、经济和其他种种手段，以至包括使用军事措施，从而终于导致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
    （二）是谁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两国的国家关系上？
    文件指出：“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基本上也是出于苏方主动。在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对其施加压力的能力。”
    “客观地讲，应当指出，在最初阶段，中共和中国领导表现了相当大的克制，但随后则进行抵抗，其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愤恨。这场逐渐尖锐化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使用宣传和外交手段业已无效和毫无结果，则促使采用越来越强大的‘杠杆’如经济贸易的、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是军事的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些步骤越来越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线。被日趋积极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也有被迫对冲突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斗争扩大到了中国同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上，并且扩及世界政治领域。”
    （三）苏中冲突的后果
    文件指出：“即使苏联在同中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和立场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我方用于影响中共和中国领导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健康的同志式关系的准则，因而是明显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此种方法，结果是违背了苏联的利益。它们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苏中两国关系上不能容许的冲突局面的尖锐化，从而不仅给中国，而且与其说是给中国不如说是首先给苏联本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经济损失，并且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的分裂。”

“苏联在对中国的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伟大卫国战争后我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的主要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我国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场冲突的结果，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方和日本。苏联领导在对中国的关系上的失算和错误，其结果使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同盟国，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因同中国接近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1995年回国后，我通过曾庆红同志将阿尔希波夫提供的三份文件呈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同时，我拜访了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的老领导、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向他汇报了阿尔希波夫交给的三份文件的情况，并把文件的中文译本送给他。过了几天，杨主席指示说，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我们党、毛主席有什么责任，要认真研究，好好总结。
    我随即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同志，向他介绍了阿尔希波夫给我的三份文件的内容，并转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李静杰说，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刚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的指示”，正准备召开座谈会，研讨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课题。经我和李静杰商定，他们负责邀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准备材料，我负责找开会地点、筹集所需经费。这样，就有了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两次座谈会，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等问题进行的探讨。
    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重要指导思想
    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召开了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座谈会。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从事外交工作、党的联络工作的原负责同志，有当年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长期做俄文翻译的老同志，此外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的学者，共20人。会议的宗旨是弄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鉴于关于苏联方面的问题，过去已经说过很多，所以这次讨论的侧重点是在中国方面，试图回答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这一重要问题。
    与会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新披露出来的材料，其中包括一些档案材料，对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分裂的过程作了回忆和分析。讨论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谁是谁非上，而是对中苏分裂的历史背景、原因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家认为，毛泽东关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要害所在”以及邓小平关于“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的论述是我们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关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要害所在”的论述，出自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后，他在11月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毛泽东在分析中苏分歧、公开论战问题时指出：“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毛泽东说，“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作是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毛泽东说，“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二十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
    邓小平关于“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的论述，出自1989年5月他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谈话。1989年5月16日，他在同苏共中央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的这番话，点出了当年中苏关系恶化的实质。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从整个国际关系来看，当年的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长期以来就同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相结合，是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1956年毛泽东为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走自己的路，搞试验，结果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20世纪60年代为避免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又搞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目的还是要突破苏联模式，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苏联问题”。从中共历史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的大政方针包括党的领导人都是莫斯科规定或是必须经过莫斯科批准的。1973年中共十大时，王稼祥总结说，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每一次“斗争”都同苏联有密切联系。可见，苏联又是长期影响中共党内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家认为，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是研究中共历史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正确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导致当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同时领袖人物的个人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在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方面，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来看，苏联的责任是主要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从沙皇到斯大林，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过去周恩来就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而得好处最多的是俄国。列宁曾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说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公布沙俄的档案，但后来变卦了，因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列宁后退了。与此同时，苏俄派军队到蒙古，搞了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不仅要把蒙古分裂出去，还支持新疆闹独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同外宾谈到中苏关系分裂历史时，总是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仍企图把新疆和东北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总之，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吃亏的，中国人有屈辱感。从本质上说，中国同苏联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在党与党的关系上，苏共把自己视为“老子党”，把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党视为“儿子党”。参加座谈的同志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应该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起，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不断抵制和摆脱苏联控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上。大家认为，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而不是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1）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如放弃了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权。（2）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156项”援华项目，斯大林时期给了50项，其余是赫鲁晓夫时期给的。（3）重要事情同中国商量，尊重中国的意见，如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方面；苏联国内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列为教材，等等。此外，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在国际上的配合也相当好。有的同志说，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把中国同东欧各国一样看待，那么赫鲁晓夫则把中国看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把手”，在作出重大决定前，先同中国商量，中国有一定的否决权。这时中国方面也大力支持苏联。使赫鲁晓夫特别感激的是：（1）在苏共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中，中国明确支持赫鲁晓夫。（2）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竭力维护苏联的“为首”地位。所以，在这期间，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处于上升趋势。毛泽东曾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之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他还赞扬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勇敢”，“搬掉了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
    参加座谈的同志指出，从赫鲁晓夫后来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来看，在1954年至1957年间，赫鲁晓夫对中国这样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国内的地位不稳，有求于中国。他的地位一巩固，苏联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就暴露出来了。赫鲁晓夫骨子里还是想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1958年他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苏联故伎重演：对中国仍然是不平等，还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还是想把中国搞成它的势力范围，从军事上控制中国。1959年赫鲁晓夫又撕毁协议，拒绝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实际上是反对中国生产原子弹，企图把中国置于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赫鲁晓夫同美国搞“戴维营精神”，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这使中国领导人怀疑苏美是否在背着中国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交易。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单方面撤退专家，在边境制造事端，支持印度反华，企图压中国就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对中国大军压境，建立战略包围圈，甚至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所以，从赫鲁晓夫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同苏联的斗争依然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许多当年事件的参与者以其亲身经历证明，中国人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确实有屈辱感。
    （二）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中国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一些
    关于这个问题，参加座谈的同志谈了以下几个观点：
    （1）如前所述，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关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关系。那时双方不仅要在对外战略、国内政策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要保持一致。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以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强调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不符合客观规律，不管谁当政，都是注定要破裂的。
    （2）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分歧，因为它直接涉及双方的内政和领导人的地位。中苏论战是围绕双方的理论和内外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对方内政的直接干涉。当时苏联指责中国是“教条主义”，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成为领袖，既然背离了马列主义，成了教条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那还能当领袖吗？可见，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是涉及最高领导人政治地位和命运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场争论才具有如此尖锐的性质，并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3）在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错误更多些，责任更大些。中国方面的错误既表现在争论的内容上，也表现在争论的方式上。在争论内容上主要有两个错误：第一，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即对时代、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从整体上来看，已不存在革命和战争的形势，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而我们还强调“时代没有变”，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照搬几十年前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确实是“教条主义”。相反，赫鲁晓夫主张缓和、裁军，集中力量搞建设，同美国搞和平竞赛，想在经济上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第二，我们拿自己国内那一套不成熟的政策和经验去套苏联国内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苏联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在论战方式上，我们强调论战要进行“一万年”、“八千年”，不留回旋余地。到后来，实际上是要求苏共只有放弃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才能停止论战，改善中苏关系。这同我们自己在波匈事件后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相违背的。

（三）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内外政策的“左”倾是中苏走向分裂的推动因素
    有的同志指出，1957年以前，中苏关系处于上升趋势，因为这一时期两国内外政策、战略利益和方向基本一致。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路线也基本一致。这里面有分歧，一是斯大林问题，双方经过交换意见，观点已经比较接近；二是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当时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相同的。苏共二十大强调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国在八大前后的外交战略也是谋求缓和。毛泽东讲，争取10年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建设打下基础，这是有可能的，后来又说争取15年也有可能。在国内方面，中苏都强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而且这时两国都开始探索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党内生活方面，双方都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但是，正是在中苏关系的鼎盛时期，中国在国际国内反“左”和反右的倾向问题上发生了转变，随之内外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
    在国际上，波匈事件后，中国重点从过去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以后又进一步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在国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内部讲时，重点是反“左”，到发表时修改为重点反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结果是，国际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这样就从根本上修改了八大路线。
    对于国际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强调“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重提“纸老虎”，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与此同时，整个外交方针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谋求缓和，以打开同西方的关系为重点，转向以加强反美斗争为重点。八大二次会议上曾确定这样的外交方针：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反对美国，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争取民族主义。这几个战略目标都是超出当时中国国力的，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使中苏原来对外战略上的一致格局被打破，结果双方的共同语言和相互理解越来越少，信任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对表”的问题。1963年中苏开始公开论战，这一方面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左”倾化的需要。以后“反修防修”口号提了出来，国内国际相辅相成，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四）关于毛泽东的个人作用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中苏同盟关系破裂是必然的，但是两国两党关系是不是一定要搞得那么紧张，倒不是必然的，而且看来是有可能避免的。中苏关系的破裂除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主要原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正是毛泽东个人迷信发展和盛行的时期。所以，在剖析中苏分裂原因时，不能忽视毛泽东的个人的作用。
    除前面谈到的中苏分裂同毛泽东晚年思想“左”倾有关外，关于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参加座谈的同志还谈到以下几点：
    （1）毛泽东同苏联打交道的委屈感由来已久。历史上，毛泽东长期受王明路线（背后是苏联）的排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以后，苏联继续通过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中国革命胜利了，斯大林仍怀疑毛泽东是“铁托”。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见到米高扬和新中国成立后见到斯大林时，毛泽东总是说，“我是受排挤的，过去有话没地方说”。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曾受到斯大林的冷遇和不平等对待。但是，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把这些委屈和恩恩怨怨都忍下了。有的同志说，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有求于中国，对毛泽东采取尊重和逢迎的态度，这给毛泽东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从国力上，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以苏联为首；在思想和道义上，毛泽东则是领袖。毛泽东瞧不起赫鲁晓夫。但是，当毛泽东感到赫鲁晓夫还是搞苏联原先那一套时，他就把长期的积怨发泄到赫鲁晓夫身上。
    在谈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时，有的同志说，毛泽东代表受压迫的中华民族反抗外国列强的性格，赫鲁晓夫代表俄国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性格，二者是不能相容的。
    （2）苏联领导人公开声称要毛泽东“下台”，这是对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火上浇油。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双方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对方的第一把手，无疑是对两国关系火上浇油，最后导致两国关系进入死胡同。1960年华沙条约首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公然辱骂毛泽东是“老套鞋，应该扔掉”。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国防部长竟对中国代表团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要把毛搞掉”。所有这些都使中苏关系难以挽回。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开始他还说，对赫鲁晓夫要“整一整”，到了1963年就下决心以压促变，把赫鲁晓夫整掉。1965年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坚决拒绝派代表出席，看来他已下决心同苏联彻底决裂了。

（3）赫鲁晓夫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毛泽东无法容忍。中苏开始分裂时，正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使毛泽东在国内党内面临困境的时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是容不得批评意见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起初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表态，以后开始影射攻击，然后发展到公开奚落。有的同志说，这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印发了他给王稼祥的信：“稼祥同志：此件（指赫鲁晓夫1959年7月在波兰讲话时攻击人民公社的材料）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庐山会议之所以对彭德怀批判得那样严厉，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配合赫鲁晓夫向他施加“内外压力”。他当时确实怀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暗地里有勾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立了专案，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从此，在中国党内“斗争”中形成了“里通外国”的概念。这个“外国”就是苏联。
    在谈到毛泽东在中苏关系分裂中的作用时，参加座谈的同志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在摆脱苏联控制，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独立而建立的历史功勋，应该充分肯定，不能抹杀。
    当年中苏分裂的教训
    参加座谈的同志还对当年中苏分裂的教训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搞意识形态斗争。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非常脆弱的，靠不住的。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国与国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党与党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四项原则基础上。要正确对待和善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二）要正确认识世界，正确认识自己。现在的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必须追踪研究世界发展变化。认识世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从意识形态概念出发。在认识自己的时候，要防止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邓小平关于不扛旗、韬光养晦、不当头等指示，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应该牢记，坚决贯彻。
    （三）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当年选择“一边倒”的政策没有错，同苏联结盟有历史必然性，但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其结果或者是受制于人，或者给自己背上沉重的负担。中国目前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
    （四）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中国在这方面吃了苏联不少苦头。但是，在同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斗争时，中国也犯了不少同样的错误。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更要警惕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