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并接受了三一学院的聘请，并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1948）。他的返回不仅标志着他与三一学院关系的改善，而且标志着他与英国行政机关关系的改善。他对一般的共产主义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很适合于冷战时期，因此罗素享受了一段不寻常的声誉。（虽然他同时也批评美国人的核弹和审查制度）。1949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1950年英王乔治六世向他颁发“功绩勋章”，这是英国的最高荣誉。 1950年，罗素应邀去澳大利亚作巡回讲演，他除了在各地讲演，还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到大学开设课程，并给报纸撰稿。他的讲演稿后来编成《变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一书。接着，他应邀到美国讲授哲学。在去普林斯顿大学作讲演的途中，传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向他颁发文学奖的消息（获奖作品为《婚姻与道德》），发奖的原因是罗素的“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罗素飞抵瑞典受奖，发表获奖演说《政治上的重要愿望》，他借这个重要讲坛呼吁世界和平。约在同期，与第四任妻子结婚。 斯大林逝世后，罗素对苏联政府的态度趋于缓和，而核战争的威胁开始支配他的思想。他晚年最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人类的前途。在1950年代，他广泛撰写有关战争危险的文字，并越来越感到需要行动。他于1955年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爱因斯坦在同意信寄达前不久逝世），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或称《爱因斯坦——罗素宣言》）。他还向各国著名科学家征集签名，召开了一次世界性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来应对由原子武器出现面临的危机。由于签名的著名科学家很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该宣言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后，该会议逐步演变为著名的《维也纳宣言》。 罗素于1958年为促进核裁军活动，而后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1961年，他因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再次入狱。对罗素来说，1960年代是政治上忙乱的年代，他对许多事业给予支持，反对越南战争，并与让·保罗·萨特一并成立了罗素-萨特特别法庭。1964年，他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为筹集基金而拍卖了他的部分文献档案。他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的最后政治声明是有关中东的，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个声明写于他逝世（1970年2月2日）的前两天，这说明罗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的前途操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