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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产生的深远影响，已众所周知，勿须赘述。然而，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所认识接受，又是怎样在纷繁庞杂的新思潮中成为主流的，这确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是一帆风顺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实践中认识、比较中鉴别、斗争中确立的发展过程。 一 每当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候，总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强大思想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正处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在此前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界，思想空前活跃，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达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改造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打破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沉闷空气，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宣传和研究新思想的热潮。 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当然，潮流涌来又难免沉渣泛起，泥沙俱下。即使是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期刊和著名社团，也并不都是信仰一种主义，宣传一种思想，往往是多种观点和学说并存。这就造成“五四”时期的思想战线，既呈现出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又反映了新旧交替、相互渗透的复杂情况。 马克思主义在新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报刊上就陆续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当时译成麦喀士、马客偲），有的是粗浅的客观介绍，有的则是当作异端邪说加以批驳。这些都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开始的，以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这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文章，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新青年》第６卷第５号）。在此前后，《每周评论》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的重点章节，并在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６日）北京《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新青年》等一些进步报刊也陆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部分著作或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 当时，比马克思主义传播更早、影响更广泛的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二十世纪初就从欧洲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李石曾等曾建立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出版报刊和小册子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也起过积极作用。“五四”时期，随着新思潮的出现和社会改造呼声的高涨，无政府主义也迅速流传，先后出版了七十多种书刊，又新成立了一批无政府主义团体，并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中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甚至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也或多或少接受过无政府主义观点。 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五四”时期，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和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提出了脱离现实的社会改造主张。工读主义就是当时盛行的一种主张。持这种主张的人曾经成立了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希图实现把劳心与劳力、教育与职业、学习与生计相统一的理想。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新村运动。一些不满现实又无力推翻反动统治的青年，渴望脱离现实社会，另找一块小天地，建立起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平等互助的“世外桃源”。虽然这些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在当时仍有相当的市场。 美国学者杜威、英国学者罗素来华宣扬的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同样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杜威是应中国一些教育团体的联合邀请于五四运动前夕来华讲学的，原计划只停留几个月，因为他对中国有了“好感”，一直延续到１９２１年７月才离华。杜威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先后到过十一个省，到处宣扬实验主义，根据讲学内容整理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一书，两年中就印了十版。罗素应邀于１９２０年９月来华讲学，也延续到１９２１年７月。这十个月，他在中国许多城市作了讲演，极力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正当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努力探索改造社会的出路时，美英资产阶级学者长时间在华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此外，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以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改造社会的种种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是各种思潮在中国广泛流传的百家争鸣的复杂环境中进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