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理，必然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但是，这种主导作用绝不是轻而易举地实现的。那么，这种主导作用是怎样实现的呢？ 一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 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尤其是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面对良莠并存、众说纷纭的各种改造社会方案和救国主张，很难加以辨别而作出正确抉择。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口头禅，各种各样的人都以自己的观点和需要解释社会主义，甚至有的军阀、政客也谈起社会主义来了。那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只是朦胧地向往，一时还分不清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既要加强宣传和灌输，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社会实践来比较鉴别，使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受到教育。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试验及其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曾在社会上风行一时。这些改造社会的美妙幻想，对于有着良好愿望又害怕激烈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１９１９年７月２日，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左舜生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建议成立“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团员劳动所得的收入，即为本团的共有财产”，并可以作改造社会的“种种实验”。接着，一部分人就以通信的形式在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公开信中提出了在城郊租个菜园，实行半工半读的具体设想。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讨论，他又提出了成立“工读互助团”的动议。两三天内就有几十人报名参加，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亦表示支持，并作为发起人带头捐款，后又联名向社会募捐。募捐千元现洋的计划，不到半个月就超额完成了。工读互助团制订了《简章》，召开了团员大会，在北京宣告成立。其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按劳动分工组成四个组，分住四处实行半工半读。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声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少年中国》第１卷第７期） 工读互助团在北京成立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报刊对它的活动作了报导，有些知名人士也给予热情的称赞。在北京的带动和影响下，天津、武汉、南京、上海、扬州、长沙、广州等城市也先后成立了工读互助组织，曾一度形成风气，热闹非凡，似乎照此做下去就可以创造出改造社会的奇迹。 但是，好景不长，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各种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经济危机，人多事少，入不敷出，募捐来的开办费，很快就用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其次是人心涣散，观点不一，在讨论共产问题时发生分歧，有五人退团，后来讨论脱离家庭时，又有人退出。不到三个月，第一组因难以维持而宣告解散，第二组随之告吹。第三、四组在苦撑几个月后也销声匿迹了。各地的工读互助组织不到一年，也纷纷发表了《解散宣言》。 新村运动的声势和范围，虽不及工读互助活动那么大，但经倡导者写文章或办讲演极力鼓吹，也曾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响应。有些地方还建立了组织，并以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为样板，试办中国的新村。其结果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昙花一现。 工读互助团和新村运动的失败，对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人是一次非常实际的教育。曾经从杭州专程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中说：“（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他在总结这段教训之后提出“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通过实践，许多人深刻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良方”。陈独秀曾告诫青年：“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新青年》第８卷第３号）不少青年在走了一段弯路以后，由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俞秀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退出工读互助团后不久，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二是通过思想论争，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番斗争。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后，虽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仍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并极力维护和争夺在中国的思想阵地，这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够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的是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胡适文存》第２集〔卷３〕第９６页）当时胡适确实是“发愤”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了。他利用陈独秀被捕、李大钊离京的机会，取得了《每周评论》的编辑权，改变了这个进步刊物的政治方向。他先以两期登载了他的恩师杜威的演讲录，为实验主义大造舆论，然后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很危险的”，嘲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每周评论》第３１号）。他以赶紧解决实际问题为幌子，实质上是要用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这篇煽动性的攻击文章，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刚刚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坏的影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