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
    遗闻轶事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一场百团大战，此举不仅获得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好评。事隔70年后，党史专家著文，披露了百团大战鲜为人知的内幕。
    战略上，侵华日军对国共区别对待
    1940 年，日本急于将侵华战争告一阶段，以集结更多的兵力南下，夺取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殖民地。为此，日军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拉拢蒋介石、汪精卫政权。一方面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紧与蒋介石政权“和谈”；另一方面在桂南、粤北、河套、鄂北、鄂西发动新的攻势，对重庆进行持续半年多的大轰炸，还扬言要攻打昆明、西安。
    在华北地区，日军则实施了“囚笼政策”，先后建立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
    对此，中共一方面极其担忧蒋、汪“统一投降、统一反共”，希望通过八路军的英勇战迹，激起全国抗战热情，减少蒋介石政权投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日军据点的相互呼应，要打破“囚笼政策”，以往那种小规模的游击战肯定不行。彭德怀认为，必须打一场大的战役。
    战情综合时，意外发现百余团参加
    从 1940年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到最后下达行动命令，八路军总部部署的都是20来个团参加的正太战役。直到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首次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彭德怀、左权才意外地发现竟有105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也就是说，其中有85个团“没打招呼”就直接投入战斗了。
    根据“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不但八路军总部只部署了20来个团参战，各集团同样也只具体部署了部分部队参战。因此，“百团大战”实际上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一级机构发动的，而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积极主动参战的结果。
    百团大战还有人数与八路军正规部队相当或更多的游击队和民兵参加，并有至少20万民众参加，这更是根据地军民积极参战的结果。山西阳泉的老民兵王德顺说：“我们实在是受够了汉奸和小日本的气了！听说正规部队要打日本人，能拿起武器的人全跟着部队跑。”

再次是大破袭带来大战机，促进更多的部队参战。8月20日，八路军在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同时发起攻击，战区内那些小据点、铁路、公路、桥梁、电线杆，绝大多数成为八路军、游击队和群众进行破袭的对象，日军一片混乱，参战抗日部队因此越来越多。
    一周左右的战期被延长近半年
    最初，八路军总部对于百团大战并没有规定战期，只是在预备命令中要求从部队出动之日起准备一个月的粮食，这大体可理解为作战一周左右。而最终，百团大战却进行达半年之久。
    战斗打响后的几天内，战区内日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八路军完全控制了战场上的局势。百团大战前期的胜利，使彭德怀产生了开展第二阶段战斗的想法。9月20日夜，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
    为扩大政治影响，1940年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延安致电彭德怀说：“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百团大战开始后，日军于1940年9月底部署了一场“毁灭战”，对八路军进行报复。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多达5个师团、10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实际出动兵力约15万人。百团大战被迫转入反“扫荡”阶段。
    于是，八路军各部一方面继续反“扫荡”，另一方面抓住机会继续打破袭战和伏击战。直至1941年1月24日，晋西北根据地粉碎日军的反“扫荡”，百团大战才宣告结束。
    虽没正面批示，战绩却有正式肯定
    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签署的破袭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下发给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但中央军委对此没有正面批示。
    原因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
    具体到百团大战，聂荣臻说：“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另外，百团大战在当时是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式肯定的。
    中共中央书记处曾于1940年9月10日发布《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要求华北“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山东和华中地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
    1940年9月18日和9月20日，延安各界连续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隆重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在集会上发表了《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的讲话。毛泽东出席了这次集会。
    虽获高度评价，却又遭遇是是非非
    抗战期间，百团大战不仅获得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好评。但长期以来，这一伟大的壮举，却又遭遇是是非非。
    像任何一场战役一样，百团大战也存在不少主观设想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错误和失误。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总部和各作战部队，已经就此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在实际战斗中，不断地调整了不恰当的计划与要求。
    由于日军的疯狂报复，百团大战的确加剧了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其困难程度，今人很难想象。如1943年3月，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在此背景下，对百团大战表现一些情绪化的批评意见，也可理解。
    最为根本的是，多年来游击战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人，他们认为，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扑一下就跑”，而不是百团同时参战。再加上1959年以来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和“文革”期间对老帅、老将的错误批判，更加使百团大战是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