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疑案》是根据赵碧琰留日财产案创作的纪实作品。迄今为止，赵碧琰留日财产案仍是我国涉案时间最长、涉案金额最大、案情最为曲折离奇的跨国民事财产纠纷案，曾在东南亚各国引起轰动。曾任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的赵欣伯在日期间留下巨额财产，用的是妻子赵碧琰的名字。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腾飞，赵碧琰留日财产已成为一笔天文数字，一场旷日持久的财产争夺案也由此展开……
    5个“赵碧琰”
    离正式开庭还有5分钟，津村洋介法官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法庭。他注视着坐在下面的5个女人，将好奇隐藏在心底。
    5个同名同姓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居住地区，她们都号称是当年中国伪满立法院长赵欣伯的遗孀，诉争目的直指留在东京的一笔巨大不动产。为了便于识别，津村用居住地作为5个同名涉案人的姓名前缀，他把她们标注为马来西亚赵碧琰、泰国赵碧琰、中国香港赵碧琰、新加坡赵碧琰和中国大陆赵碧琰。
    出庭的5个赵碧琰都是个子不高的耄耋老妪，但衣着风度大相径庭。马来西亚赵碧琰盘着高高的发髻，方形的棕色眼镜后面是一双冷漠警惕的眼眸，举手投足中渗透出毫无做作的贵妇气质。泰国赵碧琰面色黝黑，她的服饰带有浓郁的东南亚风情，华贵的丝绸在灯光下闪闪夺目。中国香港赵碧琰个子略高，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新加坡赵碧琰修剪得体的满头白发极为漂亮，在5个女人中她是最显端庄的一位。审视仍在继续，津村洋介打量着本案的第五位当事人，来自中国大陆的赵碧琰。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短袖上衣，裁剪得极不合身，好像是在街边买的便宜货。他注意到她的齐耳花白头发既没有烫也没有染，甚至没有经过精心修剪，就是很随意拢到耳朵后面，还别了两个土里土气的小黑铁卡子。津村很难想象，如此一个平民老妪历史上会和日本天皇与中国末代皇帝相关联。
    津村洋介法官敲响法锤，延迟12年之久的赵碧琰身份确定案开庭了。5个年逾古稀的老妇人似乎个个势在必得。道理很简单，谁打赢这个官司，谁就是一笔搁置在东京多年的巨额财产的主人。不过津村洋介很快发现，貌不惊人的中国大陆赵碧琰在庭上反应最快，她出语简捷而且句句切中要害。当另外4个“赵碧琰”纷纷拿出在北京或者东京的单人照片佐证自己的“赵欣伯夫人”身份时，她冷眼旁观，大有不屑一顾之势。
    进入法庭调查阶段，津村洋介准备问询。所有提出的问题都是他精心准备的，为了确定真正赵碧琰的身份，他做了最充分的调查，对于赵欣伯妻子在东京经历的所有重大事件都进行了梳理。比如，他知道赵碧琰年轻时因为自杀在颈部留下一道伤疤，所以她从不穿没有领子的衣服，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绝不会解开领口扣子；他也知道赵碧琰曾经在东京做过子宫切除手术，因此她的腹部有一条12厘米长的切口；他还查到了赵碧琰的儿子在东京治疗眼疾的病历，当时赵欣伯夫妇为他取了另一个寄予期望的名字……掌握这些资料对津村洋介甄别真假赵碧琰至关重要，他不相信5个当事人的回答会高度一致，只要她们对任何问题的答案与已经掌握的真实信息不符，他就可以用淘汰法进行第一轮甄别。用犀利的目光巡视了一遍5个正襟危坐的“赵碧琰”，津村开始切入正题。“我想请问各位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如实回答。你能确认自己是赵碧琰吗？”津村问。
    泰国赵碧琰抢先答话：“当然，这是父母给取的。我自小就叫这个名字，难道还会有错？”
    香港赵碧琰和新加坡赵碧琰相继开口，她们均表示自己原名就叫赵碧琰。
    “我的祖籍是中国辽宁，1921年嫁给赵欣伯先生后随夫改姓叫赵碧琰。”马来西亚赵碧琰的回答言简意赅，她说话时表情镇静语调流畅。
    轮到中国大陆赵碧琰了，她第一句话就语出惊人：“我不是赵碧琰，真正的赵碧琰已经死了。我的真名叫耿维馥，是在出嫁后应丈夫的要求改用他前妻的名字，所以我和赵欣伯结婚以后使用的身份标识符号是赵碧琰。”
    “身份标识符号。”这个回答很有意思，津村洋介开始对中国大陆赵碧琰刮目相看。
    “那么，我想知道，赵欣伯的太太生过几个孩子？现在都在哪里？”
    泰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赵碧琰的回答都是一个，而且已经去世，虽然她们表述的年代不同。马来西亚赵碧琰：“我在1925年生下儿子赵宗阳，1962年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母子失散至今。所以，我无法告知法官先生他目前的确切下落。”中国大陆赵碧琰：“我嫁给赵欣伯后一共生育过两次，第一次是个男孩儿，叫赵宗阳；第二次早产生下一个女儿，只活了4个小时。后来我因为子宫切除无法生育。”她停顿一下，扫了一眼另外4个“赵碧琰”，提高嗓音清晰地说：“赵宗阳既没有死也没有失散，他目前在北京，和我住在一起。”

“赵宗阳用过其他名字吗？”津村洋介不给“赵碧琰们”喘息的机会，立即提出第四个问题。这是一个带有圈套性质的问题。果然，泰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赵碧琰表现出迟疑，她们的眼睛和身体语言都透露出对这个问题的生疏。马来西亚赵碧琰和中国大陆赵碧琰则神情自若，她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作答：“用过，赵重光。”
    “他是什么时候用这个名字的？”
    马来西亚赵碧琰：“3岁以后，他一只眼睛失明了。我们就为他起了这个名字，但是只作为小名，对外他一直叫赵宗阳。”
    中国大陆赵碧琰：“这个名字是我丈夫在轮船上起的，后来只在东京明治医学院看病时用过一次。我们在家里从来不用这个名字，我们都叫他宗阳。”
    津村洋介不动声色，抛出最后一个关键问题：“请说出赵欣伯死亡的原因、时间和地点。”这一次，前面4个赵碧琰的回答高度一致，她们争先恐后地表述1951年赵欣伯被共产党羁押，又如何饱受折磨死在监狱里。唯一不做声的是中国大陆赵碧琰，她眯缝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仿佛这个问题和自己无关。
    “请中国大陆赵碧琰回答。”津村洋介提示。
    她收回游离的眼神，稍为犹豫一下，然后语速很慢地说：“赵欣伯是病死的，1951年7月，脑溢血。他没有死在监狱里。”北京老太太的回答再一次出人意料，只有她明白自己话中的含意，赵欣伯确实不是死在监狱里，他死的地方是公安局拘留所。津村洋介看着手中的卷宗，在中国大陆赵碧琰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最有可能的真赵碧琰在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上给出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答案，津村洋介感到这个案件远比想象的更加复杂。思索了一两分钟，津村洋介宣布闭庭，他需要好好分析一下“赵碧琰们”的不同反应。
    确认身份
    5个“赵碧琰”中，肯定有一个是赵欣伯真正的遗孀，第六感官令津村洋介坚信不疑。他手中还握有一张王牌，对于甄别真假赵碧琰至关重要。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他相信这个电话会带来更多的线索。
    “板垣夫人，我是东京地方法院的津村洋介法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您询问，您认识一个叫赵碧琰的女士吗？”
    “认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们认识的时候她还不到40岁，是个讲究穿戴的中国女人。”
    “我最近审理一个确认身份的案件，其中一个当事人说最近见过您。”
    “你说的是一下窜出5个赵碧琰的事吧？我看报纸了。”
    “那我就不多介绍了。因为您熟悉真正的赵碧琰，那天的访客您觉得是她吗？”
    “是，怎么会不是？我从她的脸型上一下就认出来了。我们谈了好多当年在一起的往事，她记得很清楚，应该不会错，是我认识的那个赵碧琰。”
    “板垣夫人，能详细谈谈您和赵碧琰的交往吗？”津村洋介客气地说，“越多越好。”
    “你是想知道一些真正赵碧琰的特征或者习惯吧？”板垣喜久子仿佛猜透了津村的心思，“你算找对人了。我和赵碧琰在昭和10年就认识了，那时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后来她家从高轮搬走，我们交往也十分频繁，差不多隔一段时间两人就要出去逛逛街或者到咖啡厅坐坐。”
    “那你们一起吃饭吗？”
    “经常的事。我告诉你，赵碧琰是不和生人吃饭的。”
    “为什么？”
    “她是个左撇子，但是赵欣伯不让她在生人面前表现出来，所以要是来了生人她就得用右手吃饭，她嫌别扭。”
    “那她写字和用剪子都是左手吗？”
    “写字当然不是，听她说是从小被扳过来的。拿剪子吗？我想想。我们在一起没太见她干针线活儿，不过好像也是用左手，在生人面前很少有人拿剪子啊，她没必要再扳这个习惯。你说对不对呀，法官？”
    津村洋介道了谢，挂上电话时他心里有了主意。
    第四次开庭，津村洋介没有询问，他让书记官给5个“赵碧琰”各发一张表格，请她们填写二战期间为了打理家庭财产来到东京后的一些细节。众所周知，成城町168号的赵氏旧宅早已在1945年毁于战火，藏宝地下室恰是在那时被美军发现。而藏在地下室的那批财宝，至今还保存在大藏省，连东京地方法院也不知道这笔财产的详细清单。津村洋介胸有成竹，这张表格将成为他辨别真假赵碧琰的重要依据，只有真正的赵碧琰才能给出成城町168号旧宅房屋的位置、藏宝地下室和所藏财宝3个最重要问题的答案。

他向“赵碧琰”们宣布她们有15分钟的答题时间，然后怡然自得地看着几个老妇人，他像在课堂上监考的老师，此时带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轻松感。有人的手开始发抖，有人额头流下冷汗，一向镇静自若的马来西亚赵碧琰盯着表格咬紧嘴唇迟迟不肯落笔，外表的不安出卖了她，她的胜算机会正在一点点溜走。津村洋介的目光最后扫向中国大陆赵碧琰，她低下头奋笔疾书，似乎无视其他人的存在。
    15分钟过去，书记官收回表格。津村洋介不容5个老太太喘息，立刻抛出第二份考题。板垣喜久子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他需要用这个线索验证真伪。每个人面前是一个小托盘，里面有一把小巧的袖珍剪子和两张光滑的白纸。
    津村洋介轻轻敲了一下法锤提示大家安静，开始解释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据我们了解，赵欣伯的夫人赵碧琰很喜欢女红。各位既然都说自己是真正的赵碧琰，那么我恳请各位动手展示自己的才华，目的嘛，当然是为了帮助法庭更好地判别身份。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剪一个自己喜欢的图案。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我必须提醒，那是不明智的做法。”
    5个老妇相继拿起剪子和白纸，津村洋介的目光从左至右在她们手腕上飘移。右手、右手、右手、右手--前面4个赵碧琰都是右手持剪，跟他对事实的判断基本吻合。中国大陆赵碧琰没有先动剪子，她正在细心地把一张白纸对折起来。津村洋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紧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终于，他看到那个老妇人很自然地伸出左手去取小剪子，然后熟练地在纸上铰来铰去……
    津村洋介长长吁出一口气，水落石出，可以尽快结案了。一分钟，最多只有一分钟，中国大陆赵碧琰把手中的剪子放下，她的作品完成了。书记官呈上5份作品，右手持剪刀的4个老妇剪的都是窗花，虽然有拙有巧，但形式大同小异。可是中国大陆赵碧琰用左手剪的是什么呀？两张折了四道线的长方形纸片，一大一小，软塌塌地摆在托盘里。这让津村洋介不免好奇。“你剪的这是什么东西？”他问左撇子老太太。
    “金条。”老太太清晰地说。
    “什么金条？”津村洋介惊讶极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两块薄薄的纸片后来在这个案子中会发挥关键性作用。
    “我和我丈夫藏在成城町168号地下室里的金条，放在一个铸铁箱子里，上面有印记和编号。”津村洋介摆弄着纸片，用曲别针夹住重合的地方，果然看出一个立体长方形模样。两个模型，长、宽、高皆不相同，毫无疑问，老太太是在暗示箱子中有两种不同规格的金条，津村洋介打定主意庭审结束后马上派人到大藏省进行核实。
    第四次开庭过去一周，津村洋介吃过午饭拿起当天的报纸。办公室的门“砰”一声被推开，他的助手，25岁的三浦原闯进来。“找到1945年保存的那批财宝的下落了，在造币局东京分局。”
    “真的？”津村洋介站起来，“快拿出来看看。”
    “和中国大陆赵碧琰当庭写的材料十分吻合。”三浦原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盖着印章的收藏清单放在办公桌上，津村洋介从柜子里抽出确认赵碧琰身份案第四次开庭的卷宗。等不及三浦原叙述他如何跑到造币局查找资料的经过，津村洋介已经趴在桌子上对比两份文件。在中国大陆赵碧琰的表格中，在“所藏财宝”一栏用整齐的字体写着：金条（长短两种）；指环（钻石和翡翠）；项链（金和珍珠）；手镯（翡翠和金制）；四方的手表等。造币局清单：金画框10个；金纽扣、翡翠指环、金手镯各两个；镶钻石的翡翠指环、翡翠盾、银制化妆盒。长金条8支，短金条19支。其中长金条长18.3厘米，宽1.4厘米，厚约0.7厘米；短金条6.8厘米，宽2.1厘米，厚约1.1厘米。对比这些数据，津村洋介从文具盒中抽出一把尺子丈量中国大陆赵碧琰在庭上剪的纸模型：第一个长17.6厘米，宽1.6厘米，厚1厘米；第二个长10.5厘米，宽2.2厘米，厚1.2厘米。扔下尺子，津村洋介一声感慨：“真不易呵。”
    打开深灰色的硬皮卷宗，津村洋介看到赵碧琰在法庭上左手持剪的实况留在庭审记录中，他把手里的调查报告书和以往收集到的赵碧琰个人信息资料放在一起，希望这些文件引起后任法官的高度重视。这几份文件确实在赵碧琰的身份确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在1976年的庭审，而是8年以后的又一次开庭。那时候，赵碧琰财产案已经从东京地方裁判所转到东京家庭裁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