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
①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 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 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①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解放军总部以及各个方面军里,有八位统帅级人物常常被部下或同仁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或军衔更令世人景仰的称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 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①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
②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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