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其前期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继之的军阀割据。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仅仅反对国内的敌人是不够的，必须对中国封建势力的后台--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中国才有希望。在1923年下半年，他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为“关余”问题首次与帝国主义进行了较量。
    一、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
    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这几年，是孙中山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他获得了太多的沉痛的体验。
    西方文化及教育曾深刻地影响着孙中山，使他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想按照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虽然他也曾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矛盾，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是，与清朝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相比，孙中山却更加痛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他辛亥革命前游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时，一方面在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一方面也想尽可能地争取欧美国家支持中国革命，使之至少不干涉中国革命。
    然而，残酷的事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嘲弄了孙中山的期待。辛亥革命时期，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支持和援助的，不是孙中山，而是旧中国封建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袁世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结成新的联盟，大力支持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辛亥革命失败后，虽然孙中山愈挫愈奋，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继续革命，然而，由于革命内部力量的分化和涣散，由于旧的口号、纲领已逐渐失去震动人心的力量，使孙中山差不多陷入孤立无援、彷徨无路的状态。他目睹中国封建军阀的专横媚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争取自由解放的强烈愿望。二十一条的签订、军阀的连年内战，使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为什么作为“先生”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老是侵略作为“学生”的中国？为什么帝国主义总是支持反动落后的中国封建势力而极端仇视中国资产阶级的任何变革呢？孙中山苦苦地思索着。
    十月革命的炮响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苦闷中的孙中山看到了希望。他决心以苏俄为榜样，振奋革命精神，联合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孙中山重新坚强起来。他开始以一种不妥协的姿态，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这与他过去不愿去碰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于是，就有了向帝国主义列强争取“关余”的斗争。
    二、 孙中山要求列强退还“关余”
    所谓“关余”，属于海关的收入。海关本属国家主权管辖，但在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海关管理权却被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所把持，海关收入的很大部分用来支付庚子赔款，偿还以关税担保的外债及其利息，其剩余部分，即称“关余”。这部分款项，自1917年开始交与北京政府，至1919年始从中拨出13.7%给南方护法政府；至1920年3月，因南方护法政府内部分裂暂停支付。1921年孙中山第二次护法时，曾多次争取这笔款项以解政府燃眉之急，帝国主义竟动以武力相威胁，使孙中山的愿望落空。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府后，即要要求列强继续支付这一“关余”。7月20日，孙中山派外交部部长伍朝枢走访日本驻粤总领事天羽英二，要求日本以1919年南方护法政府为例，向驻北京公使团及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提议，将“关余”的13.7%拨给广东政府。此后，广东政府非正式地将此意通知驻粤领事团和总税务司安格联。9月5日，孙中山和广东政府通过驻粤领事正式向驻京公使团提出了“关余”问题的照会，其中说：“以关余之处分，全属中国内政问题，非列强之权限所能及，各国对于关税之关余，仅还付于关税作抵之各外债而已。用特商请公使团，饬令银行委员会，立将关余交于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摊分与本政府，且须拨还民国九年三月以后西南应得之积存关余。”
    10月6日，日、英、美、法四国公使在北京公使馆会晤，商议广东政府的照会。英国公使麻克类是公使团首席公使，他提议敦促北京政府与广东政府协商，若两者不能达成协议则由公使团确定分配额。日本公使芳泽赞同麻克类的意见。美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则提议待安格联返回后再作决议。因此，公使团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决定，也没有正式答复广东政府。
    可是，总税务司安格联则不然。他从欧美回上海后，英驻粤总领事杰弥逊11月2日向他转达了广东政府的要求。安格联断然表示，无商量的余地，拒绝了广东政府的要求。
    11月19日，孙中山派伍朝枢拜访英总领事杰弥逊，就“关余”问题提出质询，并警告：“如拒绝广东政府之要求，非常遗憾，只能诉诸最后之手段”。这一“最后之手段”，当指收回海关。“收回海关”之说，在第二次护法政府伍廷芳为“关余”问题交涉时也曾使用过。其实，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孙中山，虽有立即收回海关之志，但实力尚不足，且当时其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也不在此。可是，列强却惧怕“关余”问题真的发展为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杰弥逊总领事威胁伍朝枢说：“若如此，英国将断然实行经济封锁。”
    三、 孙中山不屈服列强的压力
    在广东政府与英国的安格联、杰弥逊的对立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要收回广东海关之说广为流传。本来就反对孙中山“以俄为师”，从而使广东政府更加革命化的帝国主义列强，听到孙中山要收回海关之说后，更加深对孙中山与广东政府的敌意。掌管中国海关大权的英国人，态度变得强硬起来。11月30日，英国公使麻克类提出封锁广州港的计划，因其他各国公使的反对而作罢。可是，日、英、美、法、意等五国公使又决定把各国军舰集结在广州港，对广东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1923年12月1日，北京公使团在荷兰公使馆召开会议，以武力为后盾，向孙中山的广东政府提出了警告：“不得对中国海关有任何干涉，如加干涉则将采取必要的强硬手段。”12月3日，驻粤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将北京公使团的警告通知伍朝枢外长，并要求广东政府迅速作答。
    12月5日，孙中山派伍朝枢向杰弥逊回复如下：中国海关始终为中国国家机关，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自应遵守本政府命令，关税之汇交北京，不啻资助其战费，以肆其侵略政策。本政府今欲令税关官吏，以后不得将此款交于北京，应截留为本地方之用。本政府声明并无干涉税关及迫胁收管海关行政之意。此乃完全中国内政问题，无与列强之事。本政府两星期内不作任何举动，以再待使团之解决。这一答复，再次表明了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争取“关余”的决心和暂不收回海关的意向。
    英、法总领事接到广东政府这一答复后，以保护海关为借口，想派水兵登陆沙面，进行武力恫吓。12月11日，北京公使团召开分议，认为“根据辛丑条约，列强对于关税，只有还付以总税作抵之各外债本息，及该约第六条所订之赔款本息之优先权，而无处分关余之权”，再次以“无处分关余之权”为借口，拒绝了广东政府的要求。他们预计，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这一答复，可能会采取收回海关或命令现任税务司立即辞职等非常手段。因此，调集了10多艘军舰至广州黄埔，准备封锁广州港，香港、澳门的驻军也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
    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并未屈服更强的武力恫吓。12月15日，孙中山派其顾问诺曼面谒英总领事杰弥逊，要求将关税收入全部留于广东。同日，又向来访的日本人佐藤安之助阐明了彻底贯彻这一要求的决心。16日，广东政府动员民众，在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召开工人、学生等参加的万人民众大会，抗议列强的武力威胁。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24日，又举行了同样的集会和示威。
    与此同时，广东政府与美国的对立则在加剧。15日前后，美国6艘驱逐舰驶入广州港。17日，孙中山发表《告美国国民书》；19日，向美国政府发出抗议电，说：“我争应得关余，美舰压境独多，助恶长乱，深为公理惜。”在美舰的助威下，驻粤的各国领事和军舰开始作登陆准备。16日，日本的两艘驱逐舰驶入广州港，泊于广州的外国军舰从而增至17艘。同日，各国首席舰长在英舰开会制订了派遣172名或者95名乃至245名陆战队员登陆的计划。
    广东形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孙中山是决不会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压力的。
    四、 争取“关余”的斗争终获胜利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孙中山毫不退缩。12月19日，孙中山派交涉员面谒领事团首席领事杰弥逊，要求对近日军事行动加以说明。杰弥逊答复说：事态“因孙中山公开声称有管理广东税关之意图而生，倘保证无此种图谋，诸国军舰当撤走”。言外之意是如不收回广东海关，列强就不会运用武力。摸清列强调动军舰的用意之后，19日夜，广东政府派伍朝枢和叶恭绰向广东海关关长递交一函，内称“作为大元帅之命令，税务司保管扣除外债后之关税剩余部分，俟广东政府指令。民国九年以来滞纳广东政府之关余部分，当由税务司从关税中支付”，并要求将此意转告总税务司。
    22日，孙中山又向粤海关税务司发布命令：关款除应付赔款及利息外，余款解交广东政府；自民国九年三月起，属广东政府的“关余”均应照交；限十日内答复，如不遵命，即另委官员。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发表声明，重申这一命令，并称庚子赔款乃是战前的一种惩罚性措施，现已过时，切实予以废弃。
    17艘外国军舰仍停泊于广州，继续向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施加压力。
    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决不向压力妥协，继续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请日本调停之要求未能实现，又转而委托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居中调停，也未能如愿。而北京的外交使团看到武力吓不倒孙中山，孙中山收回“关余”的坚决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于是在1924年1月4日派驻京美国公使舒尔曼来广州。1月5日，舒尔曼就“关余”问题与伍朝枢举行了会谈。伍朝枢表示广东政府无意挑起冲突，言外之意是无收回广东海关之意。舒尔曼则希望广东政府把“关余”用于治水和市民福利事业，伍朝枢表示赞同。双方遂就“关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1月6日，舒尔曼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对伍、舒会谈结论不持异意，但称如不接受广东政府之要求，则将海关接管，即便他不得不同列强各国作战，也将用武力取得关税。舒尔曼反问孙中山，何时接管海关？孙中山表示，在自己这一代一定要接过来，表明孙中山争取“关余”的斗争只是收回海关的第一步。
    舒尔曼回到北京，便与公使团、总税务司及北京政府商议与伍朝枢会谈的情况。4月1日，驻京公使团决定将“关余”之一部分拨交广东政府。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军舰也从4月１日起陆续撤走。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争取“关余”的斗争终获胜利，这也是孙中山与帝国主义列强的首次获得胜利的较量。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与帝国主义的公开较量，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更加坚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明确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含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只有全国人民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悲惨地位，才能实现；而要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也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才能做到。所以，《宣言》说：“盖民族主义对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宣言》把反对帝国主义看作革命的首要任务，高举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这正是孙中山从包括“关余”斗争在内的革命实践中所获得的深刻认识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