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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期间，800万国民党军被歼，这其中有五分之一左右即177万是倒戈部队，包括陆军153个整师，海军大小舰艇74艘，空军飞机26架，起义投诚将军1400余名。  177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比美国1996年现役军人的总数还要多32万，全被共产党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共产党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 然而，这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却鲜见于史料，党史、军史研究和纪实文学领域基本上也是空白。 倒戈“国军”的基本状况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出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内战之初。相对而言，“国军”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与“共军”之间力量悬殊，蒋介石、陈诚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如期“剿灭”，青天白日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叛变投共”。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很响亮、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时期，在此期间举行的起义对战役进程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其中，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军的长春起义，使我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灭顶之灾，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我“百万雄师渡大江”之后，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可谓之“风起云涌”，逾百万之众。对这部分人的起义，早先的起义人员是看不上眼的：“他们那还叫起义？” 这177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当兵之前受地方老财的剥削压迫，当兵后，又受长官的盘剥与欺压，他们虽然占多数，但没有地位。一位起义士兵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时认主子啊！就和电影《末代皇帝》里面的奴才一模一样的！”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在第一阶段真心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 在第二、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类似问题。 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75种，有4058人参加，其中参加国民党的1326人，参加三青团的351人，参加清帮的881人，参加洪帮的690人，参加袍哥的522人。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军长、团长都有袍哥大爷。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吃喝嫖赌也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里，“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三分之一。 血债问题也不少。国民党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当地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罪行。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箱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 还有当过汉奸的。台儿庄起义的郝鹏举，曾于1941年率部投靠日寇，担任过汪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长等职。济南起义的吴化文，曾于1939年率部投降日寇，担任过汪伪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抗战期间，郝鹏举部和吴化文部都参与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其中吴化文部甚至在临朐一带残酷地制造过“无人区”。 几乎每一支起义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事件。郝鹏举部、董其武装、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份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起义官兵中部分积极分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