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五节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 一、批判戴季陶主义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但也有一些地主买办阶级分子混杂在其中。因阶级利益和对革命态度的不同，国民党内自然形成了左、中、右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之间围绕着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分歧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激烈。“五卅”运动后，在全国革命形势广泛深入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努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便扭转革命的方向。这使国民党又发生了新的分化，出现了以蒋介石、戴季陶为首领的新右派。他们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老右派互相呼应，加紧进行排斥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适应了国民党右派的这种反动政治需要，成为他们反共的理论纲领和思想灵魂。 戴季陶是国民党右派的“理论家”，他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是“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还在国民党“一大”之前，他就对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表示“根本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戴季陶表面上同意国共两党合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长，但大会闭幕后，他即离粤返沪，不愿就职。孙中山逝世不久，1925年5月，戴即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草拟的《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员加入本党之训令》，规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所有党员务必“确实信守”，违者即“一律以纪律制裁之”。以此限制共产主义，约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言行。会后，他回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的理论著述，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6月，他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7月，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戴季陶借口“在理论上建立三民主义中心思想”，阉割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内容，而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极力加以利用和夸大，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反动理论，被称之为“戴季陶主义”。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在思想上，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歪曲为以“仁爱”为核心的“道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戴季陶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中国固有之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其“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完全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崇高伟大”，就在于他“用革命的功夫”，把被埋没了几千年的孔子民生哲学理论，“重新发扬光大起来！”他认为以“仁爱”为核心的“纯正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它“适合中国民族之迫切的需要”，只有它才能作为“指导国民革命的最高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能够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不能说明各阶级为革命而联合的国民革命”，“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不能指导中国革命。他攻击中国共产党人“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2.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工农进行阶级斗争。戴季陶说，“仁爱是人类的生性”，“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即使存在“阶级的差别，并不是能够绝对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况且中国还没有阶级的对立，“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他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而应当用“促起国民全体觉悟”的办法，恢复他们的仁爱性能，“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他攻击中国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 3.在组织上，宣扬团体的“排拒性”，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认为，“凡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理论和政策不同，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同志”。他宣称，信奉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共产党却信奉共产主义，则与国民党格格不入，“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认为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就会使国民党“同时有两个中心”，成为“一个畸形的团体”，难以生存和发展。他把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视作“癌肿”，主张切除。他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退出共产党，作单纯的国民党员，绝“不可跨党”。 上述内容表明，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排斥中国共产党的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右翼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以实现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为目标的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是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歪曲。由于它披上了信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伪装，具有较大的欺骗性，因而适应了“国民党右派反俄反共而苦于没有理论的需要”，成为他们修改孙中山的革命策略，排斥左派，反俄反共的新《圣经》。在戴季陶主义的鼓动下，“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小团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右派刊物出版了，形成了一股新的反共逆流，为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和最后叛变革命作了舆论、组织的准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