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季陶主义出现后，中共中央发表通告，号召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它作坚决的斗争。瞿秋白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也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的批驳。中国共产党人着重指出： 1.中国革命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归结为唯心论的道统说，这是个严重的歪曲，是“要把一个死了不能自白的唯物的孙文主义，活捉了来硬栽在一个‘金克术，水克火’式的东方的什么‘仁’的基础之上了”。这是十分荒谬的。“其实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只是很浅显，一般农工民众所切身感觉的政治经济要求，用不着什么道统、什么哲学思想做基础”。而如果要说它的哲学基础，那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说明：中国人民群众“要求民族独立、民权政治及所谓民生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要求“完全是现时经济制度下所必然要产生的革命要求”。由于这些要求是现实中国大多数民众所共同的，所以才有“联合战线的共同纲领（三民主义），这是唯物史观对中国状况明切的解释。”孙中山所以能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其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赋予革命的内容，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正是由于他经过共产党人的帮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和指导的结果。中共北方区委指出：“中山主义是中山革命观，而不是孔子道德说；山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理论，而不是和平的道德学说”。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宣扬“纯正的三民主义”，其实质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这“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这完全是想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变成了少数知识阶级‘伐罪救民’的贵族‘革命’”。它既不能“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更不能“解决世界的民生问题”；而只会“削弱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独裁制的理论，才真是中国一般民众现时要求民权及民生政策的实际政纲的方针和指导。” 2.无产阶级领导一切被压迫民众进行阶级斗争，是争取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针对戴季陶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卖国军阀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这个革命本身既包含着“中国的各被压迫阶级反对国际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亦不能不包含着内部的阶级斗争”。戴季陶宣扬“纯粹的以‘仁爱’为宗旨的绝不主张阶级斗争”的主张，借口民族斗争的需要而否定工农群众进行的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使国民革命化为乌有。 共产党人还指出，戴季陶说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性能”，使之尊重工农群众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因为“‘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它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它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它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戴季陶宣扬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是极其虚伪的，“实际上便是资产阶级蒙蔽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戴季陶虽然理论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资本家的仁慈主义，然而他在实践方面——发行那《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自己就实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一种斗争罢了；并且他一点也不‘仁慈’”。他“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 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