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4日 中国长春
    板垣征四郎绝对没有想到，十九年以后他会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落得如此可悲的人生结局。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作为板垣征四郎的他，从娘肚子里出来究竟该干什么？小时候他脑子里还模模糊糊，长大后便清晰明确了：到中国去，那里太富有了，把那儿的一切都抢过来，以增加帝国的财富。我也在这抢夺中建立赫赫功业，实现人生的最高追求。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二十出头的板垣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就上了战场，担任步兵小队长。看到中国肥美的东北大地，他顿时恨不能生吞几块。
    一颗子弹从他左颈部穿过，差点要了他的小命，伤愈后他出人意料地要求重返中国前线，在天津日军部队服役。为了自己的仕途，脑子并不十分灵活的他，拼死啃书本，最后考取了帝国陆军大学。
    我这一生就赌在中国。做不到大将，就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碎。
    板垣的路，就这样一步一步走了过来。他由在下层研究中国问题到进入陆军参谋本部，由在国内琢磨侵略中国的途径到直接潜入中国。
    他以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份率领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发起了“北满参谋旅行”活动。此刻，他们来到车站，准备乘火车从沈阳出发，北上长春。
    他们都没穿军装，只背个沉沉的旅行包，混杂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谁也看不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板垣征四郎因其个子矮小，满脸长着横生的肉坨，便努力想要改变自己的形象。为此，他平日总是头发剃得光光的，脸上收拾得很干净，眉毛和唇下的小胡子由于是精心染过的，所以黑得特别显眼。服装也特别考究，袖口露出白色的衬衫边，裤脚的折缝如同刀刃。
    他在必要时也能放下架子，像下等兵一样干各种脏活累活，浑身像个泥猴。同事们都说他既能吃苦，又会享乐。有时似君子，有时像土匪。这和他出身下层，在前线逃过鬼门关多回显然有关。他不仅崇尚武力，且崇尚权谋，因为两者都极富冒险精神。
    故此，同事们都评价他说，是一个集土匪、市侩、刽子手、阴谋家于一身的怪物。
    现在他就像一只泥猴，浑身脏得让人望而生厌，裤腿拉开了大口子，大马靴也破了。胡子多日不刮，脸上又黑又脏。但从其神色看，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七月的气温已升高，长长的辽河碧蓝如带，四野的高粱、大豆和玉米一望无际，山上的原始森林绿如丝绒，地下的原油和各种矿产几乎手轻轻一抠就能露出来。板垣背着沉沉的旅行包，边走边东看西看，同时赞道：“太美了，这地方。赶得上京都的繁华。”
    “要是让帝国经营，比今天还要繁华。”模样斯文、戴近视眼镜的石原莞尔，被旅行包的背带勒得喘不过气来。
    “应该把中国人统统赶到海里去，把这块地方彻底腾出来。”板垣说这话时，显得匪气十足。
    “是啊，帝国就可以美滋滋地享受早餐了。”
    “这比喻新鲜。”板垣一听，不由叫好。“那么，中餐、晚餐呢？”他接过石原的旅行包，从里面掏出几样东西，以减轻石原的负担。
    “中餐是华北、华中、华南，晚餐是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所罗门群岛……”
    “干脆还加上大洋洲。”板垣抢过话来，得意地扬声大笑。“你这家伙。怪不得叫你战略家，哪天你当上首相后，我做你的跟屁虫，当陆军大臣。”
    “首相我可做不了，政党关系太复杂。田中首相做得好好的就下台。我感觉他的下台对军部是个沉重打击。”
    这话题触痛了板垣的神经。他几乎跳起来，不顾身边有中国人走过，就叽里呱啦大叫：“你这家伙，和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滨口雄幸算什么东西！还有币原喜重郎那个混账。军部不能这样沉默，沉默就是死亡。我对谁都不佩服，就敬佩田中首相。在他任期之内，干了多少大事。”
    在板垣眼里，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确是个榜样。他不仅亲自策划了“东方会议”，为帝国制定了侵略中国、征服远东的宏大战略，还两次批准出兵山东。又逼着张作霖签订让日本承建五条铁路的协议。据说，田中首相还同蒋介石有个什么密约，使蒋介石承认帝国在华许多特权。帝国在满洲的利益尤其得到扩张。

“听说田中首相下台与张作霖被炸死的事情有关。”石原莞尔忧郁地说，往上推了推眼镜。“河本大作已经停了职。”
    “河本君是帝国的英雄，关东军的骄傲。”板垣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巴，很是打抱不平的样子。
    “好在天皇陛下仁爱四海，对河本大作君不予追究。”
    “又一个明治时代到来啦！去年接受天皇陛下检阅的情景，真让人终身难忘。”
    他们一行人来到车站入口处，接受验票检查。
    工作人员虽也是日本人，却不知板垣等人的特殊身份，见他这副破烂不堪的模样，便多问了两句。板垣此时正有一腔怒火，故表情十分傲慢。心想，我乃堂堂帝国皇军大佐，你这铁路验票员算什么。不是我等帝国皇军武力进入中国，你混账小子回北海道捡臭鱼烂虾吧。
    板垣土匪性格大暴露，一巴掌打在验票员脸上，骂一声“八格牙路”，便大摇大摆地闯了进去。
    “你小子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石原莞尔走进车厢，放下行李说。
    “你知道我在接受军训和在联队服役时，挨过长官多少耳光？”板垣轻蔑地说，“要说这等素质的国民不教训教训，丢大日本帝国的脸。”
    列车即将启动了，板垣故意拉后几步，待火车加速后才跳了上去。
    他在检验自己的体力能否适应今后更为繁重的在华军事战略重任。
    还行，他竟稳稳地站住了。然后放下背包，像浪人一样席地坐下。
    列车“哐当”几声，开始往北行驶。他们前方的终点是哈尔滨，中间要在长春换车。
    石原的旅行包里除了地图和望远镜，还有一份手稿，名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在于解决满蒙问题案》。见他将其他随从支开，拿出手稿请自己阅读，板垣不由为相逢知己而欣慰。
    在石原的手稿里，对日本“北进”和“南进”都作了战略分析，提出了相应对策。北进，进攻苏联；南进，向美英宣战。这两者对于帝国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却都是下一步的战略目标。
    在石原看来，第一步战略必须首先同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再以此为基地北进和南扩。石原莞尔坚定地认为，对付比日本大不知多少倍的中国，只能一步步实行“蚕食”，而不可一口吃成个大胖子。
    素有工作狂劲的板垣，对自己认定的“事业”可谓投入。他在晃晃荡荡的火车上一边喝着开水，一边研究石原的方案，有时还不客气地在上面写个批注。突然他的思路被石原打断，只听军部的“战略家”忧虑地向他请教：“你在中国的时间比我长。南方共产党的势力到底强不强？”
    板垣显出目空一切的神态，用力将手一挥：“不屑一顾。”这时正赶上急刹车，板垣险些给震倒在车厢地板上。
    据载：
    1928年12月2日，已正式成为“现人神”的天皇裕仁穿着大元帅制服，来到东京代代木练兵场，出席了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军和空军的大检阅。
    1929年7月，因在“张作霖事件”上说话前后矛盾、导致天皇本人有些尴尬的田中义一首相，受到裕仁的呵斥而下台。不过，田中义一下台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对天皇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军事大计隐隐流露出不安。裕仁对炸死张作霖的直接责任者河本大作却予以宽恕。
    1929年7月，即内阁首相位者为天皇看中、由皇族集团推荐的政党领袖滨口雄幸。
    美国华盛顿。
    1929年1月，胡佛就任第31任总统。一场视而可见的经济大危机正在到来。
    与日本人的兴趣点不同，美国人关心的是正在召开的海军裁军会议。
    “海军裁军会议一定要开好，尤其不能让日本人把整个世界拖进战争的泥淖。”胡佛对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代表说。
    胡佛的忧虑不是妄谈。这一年，美国果然遇上历史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危机使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1000多万人失业，生产水平倒退了二十年。
    日本东京。首相官邸。
    文职出身的滨口雄幸，举止文雅，行走稳健，说话不温不火，办事柔中带刚。其个人经历，与若礼次郎首相的经历有某种相似之处，对田中义一的政治遗产却有一点儿质疑。

滨口雄幸首相主持内阁会议。
    滨口雄幸：“按照‘东方会议’的说法，帝国不是要准备向周围国家大举出兵吗？”
    方脸大耳的陆相南次郎大将立即敏感地体会到首相话中有话，于是毫不客气地反驳：“我提请首相注意，1894年发生的日中海战，使帝国除获得一系列商埠口岸外，还获得亿两白银的赔款。”
    滨口雄幸：“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中国已不是昔日的中国。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在华利益。”
    海相财部彪大将摘下军帽，晃着光头：“美国与中国隔着辽阔的太平洋，凭什么要让他们染指中国事务？”
    又高又瘦、须眉花白的藏相高桥是清曾当过首相，且年纪最长，故有了不同意见决不含糊：“我听两位军队将领的意思，连美国也在开战对象之列？”
    南次郎：“不必大惊小怪，‘东方会议’就讲过这些。除非我日本帝国停止扩张，否则对美作战只是迟早的事情。”
    滨口雄幸笑道：“看来军部对此充满必胜的信心了。”
    财部彪：“首相应去掉恐美情绪嘛。”
    滨口雄幸：“难道帝国的海军已经强大到足以与美英等西方海军强国抗衡的地步？”
    南次郎傲然地说：“目前海军的实力虽不是太强，但堪称世界一流的帝国陆军可补海军之不足。”
    财部彪：“美国已发起‘伦敦海军裁军会议’，这将是帝国海军发展的极好机会。”
    高桥是清的花白眉毛一竖：“国际裁军会议怎么成了发展我国海军的会议？而且我们的财力也不容许建造太多的舰艇。”
    南次郎：“如果藏相用这种态度对待帝国军队，将是大和民族的极大悲哀。”
    滨口雄幸：“处在总揽国民预算的关键职位，我希望军部充分理解高桥是清阁下的难处。”
    财部彪：“不管国家财政状况如何，帝国海军的发展绝对不能延误。”
    滨口雄幸：“我同意派出强有力的谈判代表团去英国伦敦，但也要充分估计这次会议的困难程度。”
    南次郎将手一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目前国内一团糟。只要下定最后与美国作战的决心，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
    滨口雄幸叹了一口气：“但愿由此给国家带来的不是灾难。”
    1929年9月20日 中国福建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是一份讣告，刊登于莫斯科的、由共产国际主编的《国际新闻通讯》上。讣告写得很长，1000多字，充满深情。
    其实是误传了。讣告所指的毛泽东已经逝世的这段时间，他正在福建永定山区一座小竹寮里养病，离其“历史使命”的完成还早着呢。
    也怪，他就是命大，这是第二次大难不死。当年搞“秋收起义”时，他不幸被国民党的民团抓住，要押去杀头了，他却设法跑了。
    不过此时，毛泽东的确病了，患了严重的疟疾，每天拉稀，水泻一般。先是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继而全身浮肿，鞋子穿不进去，走路没力气迈步，大部分时间不得不躺在一张竹床上，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已是正午，他还伸长两腿躺在床上。
    三十六岁的他，看上去四十好几，头发老长老长，眼窝深深下陷，下巴骨撑得松弛的皮肤鼓鼓的。
    前方每天都在打仗，没有别的人照顾他。在这重峦叠嶂的世界，伴随他度过漫漫长夜的只有红军女战士贺子珍。
    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当他带队伍上井冈山后就天各一方。以他被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的身份和在红军队伍中高度危险的战事，他已经联系不上她了。
    她还带着三个孩子。

不久从湖南那边传来消息，说她已被国民党的军队杀害。
    就在毛泽东个人感情处于极端孤苦状态的时候，活泼美丽、大方温存的女游击战士贺子珍出现了。于是两颗炽热的心发生了碰撞，放射出爱情的火花。
    毛泽东就在这火花的映照下充满信心地生活着，同时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残酷折磨。
    竹床的旁边用土砖架起一块宽大的槅板，上面放着一些书籍，有上海出版的竖排本社科类书籍，也有明清时期木版刻印的线装古书。
    毛泽东除了一天三顿喝野菜稀饭，其余的时间便是看书、睡觉，睡觉、看书，只偶尔同陪伴一旁的贺子珍聊上几句。
    因没有必需的药物治疗，他已全身浮肿，脚背如同松软的烤面包。
    毛泽东不知何时睡了过去，手里的书掉到了地上。待他醒来，发现贺子珍正在落泪，忙吃力地招手请她过来，俯身，在她蜡黄的脸上亲了两口，断断续续而不无风趣地说笑。
    身子同样单瘦，身上的灰军服显得又肥又长，几乎一阵风就可能被吹倒的贺子珍，破涕为笑。
    “红四军，有什么消息？”
    “还管什么四军八军，养好你的病好啦。”
    “能不管吗？军队是我们的命根子。”毛泽东微笑着说，因浮肿而黄得透亮的脸上充满自信。
    当从湘南、湘北等地来的红军都上了井冈山后，红军的力量壮大，各种矛盾也跟着来了。由这些力量会合而成的红四军，军长是朱德，党代表为毛泽东。按照红四军成立以前的体制，井冈山的红军都在边区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统一领导下，而前委书记是毛泽东。
    这就存在军长和党代表（前委书记）谁领导谁的问题了。
    按旧式军队的规矩，军长是最高指挥官，因为旧军队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书记。现在红四军遇上的问题，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遇上的新问题：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毛泽东主张党指挥枪，政治重于军事。军队只是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可靠工具。
    另一些人却提出军事大于政治。军队就是军队，打仗就是打仗。
    于是，围绕前委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在红军内部展开了大争论。因为毛泽东坚决主张前委对红四军的领导，故招来不少非议，
    这就意味着，他，毛泽东，应该是军队的一号首长，军长得排到他的后面去。
    闻所未闻。从陈胜、吴广直至洪秀全，哪有过什么前委？
    于是有人说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等。
    言外之意，你毛泽东在争权。
    对于上述指责，毛泽东断然表示难以接受。见众多批评都针对前委书记个人，他一气之下，于6月8日干脆书面提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然而，他的意见仍不能为他人所理解。两相权衡，他提出辞呈。
    辞呈居然被接受了。
    代理者为湘南来的、同样个性突出的陈毅。
    问题严重。他深深体会到被屈者的滋味。难怪屈原曾发出那等悲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观点还须坚持，不坚持岂不从此“出局”了？一旦“出局”，还谈何武装夺取政权？
    毛泽东权衡再三，决定改变方法。他于是以受屈之心，仍向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集中制之称谓）领导原则，这是红军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
    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对前委班子进行选举，毛泽东为十三名委员之一，前委书记则正式由陈毅担任。
    祸不单行。疟疾杆菌严重侵入毛泽东的肌体。
    他于是就势离开红四军，来到福建的上杭、永定山区，一边养病，一边思考红四军内部的这一场大争辩。
    他选择栖身的这个小山寨，处于永定金丰大山之中，名叫牛牯扑。全寨只住了十几户人家。他借住一间十平方米的小竹屋，背靠竹林，前面有一弯淙淙溪流，甚是幽静。
    他让贺子珍找来一块小木板，上书“饶丰书房”，挂于门口。

他虽置身于此，却通过阅读各种渠道找来的报刊、红四军总部传来的各种文件，沟通与广阔世界的联系，细弱的脉搏与大千世界一起跳动。
    蒋介石在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之后，因处心积虑“削藩”，致使同各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加深。
    李宗仁虽被打败，仍有可能再起。
    冯玉祥本为逼走张学良部队的主要力量，蒋介石却让阎锡山入主北京，接管京、津，故意在冯、阎之间制造是非，使得蒋、冯矛盾顿起。
    现冯玉祥以退为进，于本年“通电下野”，伺机反蒋。
    阎锡山曾在北京风光了几个月，不久则被蒋介石夺去京津卫戍区司令之职，自此与蒋结下冤仇，并已识破蒋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惯技。
    加之蒋介石用极不光彩之手段先后拘禁国民党*李济深、程潜，更使自己名望大跌。
    汪精卫已公开组织“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反蒋，于本年5月发布宣言。
    这就是说，蒋介石目前根本无暇剿共。
    中央领导人却不能抓住这一良机猛烈发展自己，壮大夺权力量，实在让人痛惜。
    这天下午，毛泽东看书看累了，又迷迷糊糊一觉睡了过去。突然感觉将由万丈悬崖坠落，不由大呼：“开慧，子珍……”即刻醒来，却是一场噩梦，贺子珍正握住他的手掌。
    “总部来人了！”脸色苍白的贺子珍满脸放光。
    “哪儿？”毛泽东就要起床，但挣扎半天，浑身无力，累得气喘吁吁的，只好半躺半卧。
    “毛委员，您好。全军同志天天想念您。”红四军军部派来的代表疾步进门，跪在竹床前失声痛哭。
    毛泽东同样不能自已，紧紧抱住对方抽泣不止。本是高高兴兴的贺子珍见了，亦抱住二人哭作一团。
    约莫十分钟过去，毛泽东打起精神，用手指揩去泪水，急切地问：“前方有什么消息？”
    “朱军长在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大伙儿都盼望您回队伍里去，特别是下面的指战员。朱军长也是，林彪也是，还有罗荣桓、谭震林、江华、曾志等等。您不在，大家都没了主心骨。红四军是您一手拉出来的，大伙儿都跟着您出生入死……”
    毛泽东示意贺子珍拧一把湿毛巾，给客人擦擦脸。他突然猛烈地咳嗽，却咳不出痰沫，累得喘息不止，平静了好一会，才声音细弱地说：
    “我不是，不想回来，是不能随便回来。陈毅回去，去中央汇报了，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我是委员，不能说得太多，以免产生误会。请您转告朱德军长，党的决议我会遵守。个人意见，我仍保留。红军，决不只是打仗，而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要服从党委。我们红军，任务很重，打国民党还要打帝国主义，尤其日本。不打帝国主义，人民不会拥护我们……”
    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弱，最后脑袋一歪，昏睡过去。
    毛泽东足足昏睡了一个小时。
    待到醒来，全身肿得冬瓜似的毛泽东听客人说得如此恳切，勉强笑笑，说：“好吧，那我就去。这副尊容，可不雅观。大家见了，不要呕吐哟。”
    山风打着呼哨，一阵接着一阵。毛泽东强打精神躺在担架上，由客人带来的红军战士抬着赴会，贺子珍提了个装换洗衣服的包袱，随后跟着。
    同月：
    福建，闽西山区，红军营地。
    十三岁的胡福才戴着一顶奇大的八角帽，脚穿一双自己编织的小草鞋，一蹦三跳地跑了过来。这个早失双亲的砍柴娃，如今是连队的通信兵。
    “有什么好消息？”他立即被大伙儿包围了。
    “消息不好，毛委员生病了。”
    “啊！那他还能指挥我们打仗吗？”
    “应该能。毛委员可神了，什么都神。”
    “听说他的兵书看得最多。”
    “过去在井冈山，他指挥红军打一仗胜一仗。”
    “菩萨保佑，但愿他老人家早日健康。”

“我们共产党不信菩萨，只信马克思。”
    听得毛泽东生病的消息，红军官兵们的心情都很郁闷。他们可不知道毛泽东到底犯了什么错，只觉得毛泽东指挥打仗有一套。
    1930年8月1日 日本东京
    冈村宁次新的任命书下达了：由步兵联队长调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
    现在他正拿着这份任命书，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发愣。
    不久前，他过了四十六岁生日。
    国内政局的突变，使他心烦意乱。
    但烦乱只在内心，发愣过后他便开始工作。他打扫卫生，整理文书档案，往墙上张贴表格，干得井井有条。他服装整齐，脸色明朗，架在鼻梁上的宽边眼镜让他平添几分文雅，看上去一点不像武夫。
    祖上属中下层武士阶级，到父亲一代已相当衰败了。但冈村宁次不为家中困境所难，决心出人头地，振兴家门，职业则是从武。
    他先想办法进了东京陆军幼年学校，再入陆军士官学校，又入陆军大学。因成绩优秀，毕业后同样进了坐落在东京都三坂宅一带、与陆军省相距不远的日军参谋本部供职，从此军旅之途越走越宽广。
    他在中国干情报工作多年，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的步兵大尉一步步往上擢升，其主要资本就是因其对帝国的耿耿忠心和对中国国情的了如指掌。1928年5月底，当田中义一首相决定增兵济南时，他所在部队正好被点中。冈村宁次一阵欢喜，连夜整理行装，率领第六联队官兵就往中国奔。
    不料他到达济南时战事已告一段落，随后奉调回国，当了个参谋本部战史课的课长。
    这战史课长算什么东西？他的事业在那边。待在国内，什么作为都不会有。
    庆幸的是，现在他成了专管对军官考察提拔的课长。
    “丁零零”电话响了。他赶紧起身去接。
    冈村宁次虽心绪不佳，但对待工作仍一丝不苟。他性格沉稳，精于算计，表面文气，感情从不轻易外露，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无论喜爱与否，都全力投入，争取做得好上加好。
    故在许多人眼中，他既是好下属又是好上级，还是好同僚。
    “喂，我是板垣征四郎，祝贺你呀！”电话里的声音极其热情。
    “是你，板垣君。你才该真正值得祝贺，怎么样？你们那边。”
    “一切正常，土肥原君和我几个人天天想办法。你这个职务太好了，可以把帝国真正的干才弄到重要的岗位。可不要忘了关照我们这些舍命卖力的人，否则小心挨揍。对了，河本大作君嘱咐我向你问好。”
    一贯孤傲、满身匪气的板垣居然专门打电话致贺，看来这新职务还真有些分量。其实他同板垣交往不多，彼此间看做竞争对手。这回板垣的职务，本拟冈村宁次承当。只因家事困扰，才让板垣占去。
    关东军，目前乃国内军人最向往的。在那里好吃好喝不说，没准就为帝国立下大功，一鸣惊人，乃至永垂日本帝国青史。这个河本大作就是。
    其实河本有什么本事，一条莽汉，给帝国添乱。冈村宁次根本看不起他。
    由关东军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的于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的“皇姑屯事件”的内幕，以前冈村宁次一点也不了解。待调到参谋本部后，才逐渐知晓。
    他的主要职责就是替军部出主意，以调查处理为名替关东军和军部开脱，不处理有关责任人。因为这种刺杀手段，招致国际诸多批评，严重损害了帝国军队的形象。
    同时冈村宁次从调查中获知，田中义一事先也不知道，完全是关东军所为。
    这一爆炸事件不仅不能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独立，反而促使张学良正式易帜，完成了南京政府的“统一”。这对于“东方会议”精神的实施，反倒成为阻力。
    故日本国内朝野包括许多政党，纷纷要求调查事实真相，惩处不顾全大局、擅作主张的军人。
    内阁和政党都批评关东军的行为太出格了。
    田中义一刚听说张作霖被炸死，就气得捶胸顿足：“我的事业完了。”
    田中义一认为，张作霖对日本暂还有用。
    果然，老爷子张作霖一死，上来个比老爷子难对付一百倍的少帅张学良。张少帅连与日本人虚与委蛇的姿态都没有，干脆与日本人一刀两断。

不过，日本军部坚决反对公布“皇姑屯事件”真相。
    冈村便为难了。听军部的还是服从于社会舆论？想到自己以后的仕途，他几经犹豫，选择了前者。
    有一天，冈村宁次在参谋总部见到了已是大名鼎鼎的河本大作。嚯，这家伙牛气得很，穿着很有档次的毛料军服，神气活现。面对讯问的本部高级指挥官，河本把胸脯一拍：
    “处分我吧，枪毙也行。我为贯彻‘东方会议’的战略而死，为帝国的利益而死，为大和民族的称霸而死，子孙万代都会记住我的名字，而你们，就不那么光彩。我亲自参加过‘东方会议’，亲耳聆听过田中义一首相的教诲。我何罪之有？我和酒井隆一样有功于国，甚至比他功劳更大。”
    可怜的家伙，至今仍以为是在落实田中义一的战略意图。
    1928年11月29日，冈村奉下巴松弛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的指令，找来东条英机、廉谷矶介、永田铁山等少壮派军官悄悄聚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法。
    会后，他们联名以军部中坚幕僚的意见，提出申诉，替河本大作开脱。
    不仅如此，冈村又扩大盟友，邀集一班对华强硬派少壮军官，组成“星期四会”，每个星期四碰头商量如何对付内阁和政党，由军部左右整个局面。他和同是参谋本部僚属的大佐东条英机的关系，自此越来越密不可分。
    这个由少壮派组成的强力集团在白川义则的操纵下，对田中义一形成极大压力，使田中义一改变追究军部责任的态度，反而决定掩盖此事真相，包庇河本大作。
    事实真相是，河本大作事前亲自去皇姑屯勘察现场，埋放炸药，雇用三名中国士兵假装放哨，亲手按动电钮将炸药点燃，然后又将其中两人杀死以伪造现场。
    后被说成是，关东军对张作霖专列“疏于防范”，才不慎“酿成此重大事件，有渎职守”。故对有关人员“应予调职并受到责备”云云，撒了个弥天大谎。
    别说中国人不可能了解内情，连日本国民想要知道事件真相，还得多少年以后。
    冈村宁次因完全秉承军部意旨处理这件事而备受赞赏，乃至调任今天这重要职务。
    田中义一却因此惹得天皇不高兴了，理由是田中义一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对天皇说实话，而是按照编造的假话糊弄了天皇，使天皇信以为真。这可是欺君之罪啊。
    于是田中义一只好下台。
    军部受到的另一重打击是，新上任的首相滨口雄幸不是军部的人，而是民政党总裁。
    滨口雄幸的风格与田中义一相去甚远。这集中表现在今年1月21日的英国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
    军部势力若不壮大，还有他个人的好？冈村宁次顿感前途渺茫。
    “丁零零，丁零零……”大家像约好了似的，打电话祝贺的越来越多，其中有的是老朋友，有的则是一面之交，大有拍马屁之嫌。
    冈村对每一个打电话者都报以做作的热情，如同在表演活报剧，弄得十分疲倦。
    实在累得不行，他才编个理由，向上司告假半天，急匆匆走出陆相官邸。
    他小心地看看左右，见无人注意自己，忙跳上一辆电车。
    半小时后，他已经在一家旅馆，与温柔的小情妇石田小姐拥抱在一起了。
    他伸着毛茸茸的长腿躺在榻榻米上，头枕着小情人的肚皮，顿感全身宽松，恰似腾云驾雾，一切烦恼冰释。
    妻子之外另有情人，这在日本军界已是普遍现象，同僚之间甚至互相夸耀。
    冈村宁次却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隐情，总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故每每与情人会见都躲躲闪闪，以维持自己“忠于妻子”的良好形象。
    冈村在仕途步步登高，个人家庭生活却屡遭打击。其妻本是个贤惠女子，曾随他去上海生活过几年，还生下两个男孩。不料继小儿子被肺结核夺去生命后，妻子也不治而亡。
    冈村即使是个军人，中年丧妻失子的痛苦仍可想而知。
    百无聊赖中，便与崇拜他的未婚姑娘石田小姐纠缠在一起，过上了半遮半掩的同居生活，却将大儿子交于老母亲抚养。
    一个念头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究竟是不是因为自己在中国战场上干的缺德事情太多而遭受的报应？

冈村宁次为此曾求过一签，又找人算过命，而这两项结果令他困惑不已。是报应吗？报应！
    但要不遭报应就必须交出军刀，遁入山野，这不等于提前要了他的命？！
    不，我宁遭报应，也要取得现世的功名，否则真是枉为人生。
    这神那神，我只信战神。
    这教那教，我只相信帝国的国教。
    他，这辈子就决定这么豁出去了。一柄武士刀在手，这才是真正的命运之神。
    幕帘低垂，光线幽暗，室内宁静而神秘。小情人确有风情万种，使冈村宁次足以销魂。这比那份该死的任命书管用。只是当石田紧问“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时，他心中才老大不快：“一切早说好了，你可不能变卦。”
    他在替小情人长期包租的旅馆里泡了大半天，养得精神足足的才跃起身来，去找军部的一帮盟友。
    那是另一种精神的享受。
    经常相聚的，除了比他低一个年级的帝国陆大校友东条英机，还有赫赫有名的理论家大川周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近卫师团联队长山下奉文中佐等。
    后来，“星期四会”又同另一个以东条英机为中心的“二叶会”合并，形成一个新的牢固的少壮派军官团员体--“一夕会”。
    这是一个自由组合的党派，谁都可恣情纵论。与会者一派狂热之态，拳头和人头晃来晃去。
    唯冈村宁次表面冷静，站在旁边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
    聚会接近尾声，他必须对今后时局发展表达见解了，他才推一推宽边眼镜，不急不忙地用指尖弹弹桌子：“务必尽快将滨口首相搞掉，让军部代言人组阁，以便早日实施‘东方会议’定下的国策。”
    “好，到底是巴登巴登温泉的‘三羽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众多与会者一齐大吼，几十只酒杯同时抛向空中。
    屋子里一片狼藉。
    史载：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市大崩盘。
    美国华盛顿。白宫。
    共和党人、总统胡佛额纹挤作一堆，戴着老花镜，手握一支铅笔，正在逐字逐句地批阅一份关于振兴国内经济的文件，准备提交国会通过。
    五角大楼送来一堆远东方面的情报，其中有近日发生的中苏因中东铁路而进行的小规模战争，以及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扩张等。
    胡佛烦恼地把它们推向一旁。
    纽约。州长办公室。
    满桌子都是经济类文件、文稿、报纸、期刊和其他读物。
    罗斯福州长坐在高背皮椅上，一副似睡非睡的模样，脑子里却在陀螺般旋转：如果由我来担任总统，要不要在美国实施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就像那个时髦的凯恩斯主张的那样。
    纽约码头。
    一艘就要起航的大客轮。
    已办好退役军官手续的罗伯特·肖特穿着花格子图案的漂亮夹克衫，正准备去中国冒险。他已听说中国新政府准备组建自己的空军，相信能在那儿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扶着船舷，正与站在码头上的可爱的未婚妻飞吻告别。
    “有了好消息立即请你来！”
    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手握烟斗，一只手挪到身后，对外交人民委员说：“这一场对付中国张学良的战斗打得不坏，张学良没捞到什么好处。为了给中国人以惩罚，我决定将中东铁路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日本人，同时决定与中国绝交。”
    外交人民委员：“是！斯大林同志。你的英明决策完全正确。日本人一定会十分感谢我们。”
    斯大林：“对日本人的警惕不能丧失。日本人对我国远东始终怀有领土野心。”
    1930年9月18日 中国沈阳
    阴云低垂，烈风阵阵，满天沙尘。一场秋天罕见的风景骤然而至。
    张学良的心情也坏极了。
    蒋介石以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的身份给他下达命令：急调东北军主力入关，协同中央政府围剿冯玉祥、阎锡山的叛军。

东北军主力入关了，日本军乘虚而入怎么办？
    在家排行老四，而被习惯呼作赵四小姐的赵绮霞轻轻敲门。
    “玩一会儿网球，去不去？”
    “快走吧，没心情。”
    “哪有这么大的气哟，天不会塌下来。”
    “你知道老蒋要我干什么吗？唱空城计，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唱空城计。”张学良十分激动地站起，又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听听大伙儿的主意啊，总比一个人冥思苦想强。”
    “真聪明。我马上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对付老蒋。”张学良心情豁然开朗，在赵四小姐的脸上重重地亲了一口，“委屈你了，待会儿补偿。”
    张学良立即让副官传令，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以上，是十天前的事。
    父亲的突然离去，使张学良仿佛一夜间成熟了起来。原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一旦利益发生冲突，再好的关系也会破裂。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一定要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重，若丢掉了这个根本原则，不仅遭国内广大民众唾骂，敌对国也不把你当人看，什么时候觉得你没用处了，就会毫不怜悯地一脚踢开。
    我张学良一定堂堂正正做人，决不充当民族败类。
    打从作出“东北易帜”的根本性决策，张学良高高兴兴过了一段舒心日子。头上的天空是那样高远，脚下的土地是那样坚实，东北的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河流都是那样可爱。
    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南京中央政府关于自己“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任命，一有工夫就巡视部队，提醒东北军各级官兵，务必对日军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日军挑起新的事端。
    他对日本军政当局的侵略意图看得太清楚了。
    可惜，舒畅的日子没过多久，张学良却感到了另一种困扰--蒋介石想利用他作为自己的派系工具。
    今天，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他必须签署移防关内的命令，将几十万大军调至已改名为北平的北京一带驻扎。
    命令早就打印好了。他手拿文件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最后长叹一声，将文件和毛笔都扔向一旁。
    这时副官来报：“报告司令长官，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求见。”
    “不见，不见，谁也不见。”张学良心里正乱得不行，挥手阻止。
    想想，又觉得不妥。马占山是父亲的老朋友，对父亲忠心耿耿，对父老乡亲感情极深。不和马占山把话儿说透，对不起这位叔辈。
    “让他等等，我正忙呢。”他于是改口。
    张学良痛苦地搓搓脸，把头埋了下去。他其实很想在这时和叔辈及兄弟们好好谈谈，却又害怕同他们相见。因为他无法回答他们的提问。
    他们所要问的，正是他张学良自己也无法回答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华北，丢下自己的家乡不管？”
    “老蒋让我们离开东北，日本人乘虚而入谁负责？”
    “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闹矛盾，我们去搀和干什么？”
    “少帅，不能离开东北，千万不能离开。日本人对东北虎视眈眈，又是演习又是侦察，随时可能大量增兵啊。”
    ……
    在十天前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几乎没一个高级军官同意他关于服从中央、服从大局的观点。就连当初力保他继承父职的张作相等人，也极力反对主力入关，帮助老蒋打冯玉祥和阎锡山。
    面容困倦的张学良坐在会议主持人席上，面对情绪激愤的将领们，一时没了主意。
    蒋介石心术不正，并非真的要在中国建立推行*政治的共和国家，只想凭武力建立他的*政权，实际是重蹈袁世凯的覆辙。故此，蒋对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百般胁迫。
    对方怎肯束手就擒，于是反抗之举愈烈。
    1929年10月，冯玉祥兴兵四十余万讨蒋，因阎锡山不予配合而失败。
    1929年11月，李宗仁、张发奎联手讨蒋，双方不分胜负。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率五十三位高级将领通电反蒋，并分别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之职。

至斯年5月，阎、冯在中原聚兵五十余万，李宗仁亦在广西拥兵数万，使蒋介石处于南北夹攻的紧急状态。
    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来到沈阳，拿着“*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另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的官衔，向张学良求援。
    蒋介石既有所求，便不惜屈尊降驾，竟亲笔致函称“汉卿吾兄”。言辞切切，屡屡恳请“吾兄”为国家社稷计，务必出兵关外，对阎、冯等逆贼予以痛击，以解中央军之围云云。
    张学良正在犹豫，蒋介石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极重感情的张学良，自是十分感动。
    不过，张学良在电话中提出了对日本人的担心：“他们趁火打劫怎么办？”
    “日本人没什么。你背靠中央，还用得着担心？再说他们真敢动武，光靠你东北军也不解决问题啊，还得依靠中央。中央的军队有一二百万，小小日本算什么。”
    张学良似乎茅塞顿开。他之所以对南京政府称臣，不就是为了依托祖国这一无与伦比的强大靠山，以抵御日本螳臂之力吗？
    蒋介石又在电话中强调：“汉卿兄，你今日能解中央燃眉之急，明天一旦有事，中央政府能坐视不管吗？况且中央这回也没亏待你。你是我唯一的副总司令，于学忠将出任平津卫戍区司令，王树常将出任河北省主席。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都将委以重任。”
    “请主席放心，学良效忠中央，维护统一，反对内战，服从命令，绝无二心。”张学良的回答铿锵有力。
    张学良想的确是国家统一问题，为此，才拒绝了阎、冯、李等人请他加盟反蒋的要求。现在他虽看出蒋不像先前所想的那样崇高，却仍认定蒋有过人之处，阎、冯、李皆难成大事，故决心倾力拥蒋。
    东北军的将领们对张学良转述的蒋的承诺，尽管有些怀疑，但见张少帅决心已定，便不再多言。
    几天下来，倒是张学良自己仍然放心不下。他的办公室正中高挂着父亲的遗像，父亲蒙难的惨状历历在目。
    蒋介石的电话接连不断，并把9月18日作为最后期限。他甚至表示，将亲自飞来沈阳。
    电话铃又响了。
    副官告知，果然是南京来的。
    张学良对众将一挥手：“就这样定了。”然后跑过去拿起话筒，“报告主席，学良已签署入关命令。先头部队今日下午4时出发。”
    放下话筒，他记起了马占山求见之事，按照军事会议的分工，马占山和他的部队留驻黑龙江。
    看我糊涂。应该把留下的将领们召集起来，开个会议，研究一套对付日本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方案。尤其是沈阳的北大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别说了。来，坐我的车，上北大营找王以哲去。”张学良振作精神，拉着满脸络腮胡子的马占山的手上了汽车，一同驶出边防长官司令部，直奔北大营。
    军令如山。一队队东北军士兵排起不见首尾的长蛇阵，浩浩荡荡地开拔关内，帮助蒋介石“讨逆”来了。三十余万东北军主力抛妻别子，留守部队不过数旅，顿使东三省几近真空。
    天色更暗，随即飘起了小雨，似乎表达了东北军广大官兵同样阴郁的心情。当看见许多中下级官兵在开拔时与家人洒泪而别，坐在车里的张学良忙把脸掉了过去。
    同日：
    中国沈阳。东北军北大营。
    营长安德馨望着远去的大军，满面愁容。
    连长：“主力部队都走了，日本人动手怎么办？”
    安德馨没好气地：“枪口朝下，一枪一弹也不用放！”
    日本东京。某旅社。内悬挂“爱国社”招牌。
    “爱国社”的成员们正聚集在昏暗的油灯下，紧急磋商“国家改造”问题。桌子中央，插着几把尖刀，搁着一支手枪。
    “爱国社”头目岩田爱之助说：“现在中国正乱，是继续推行帝国‘大陆政策’的最好时机。”
    “本届政府却坏透了，比当年的若礼次郎内阁还要软弱。”
    “听说在这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的表现非常糟糕。”
    曾因打架而在脸上留下一道条形伤疤的佐乡屋留雄凶狠地拔下一把尖刀：“滨口雄幸那老混蛋敢在裁军条约上签字？”
    岩渊三次：“佐乡屋留雄君，要干得用这个。”手指桌上的手枪。
    岩田爱之助：“岩渊三次君说得对。”
    佐乡屋留雄：“你是干事长，一切唯命是从。”
    （文章摘自《祸起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