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英军接收了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45年12月派林青、马绍同志到香港重建秘密机要电台。该秘密电台于1946年2月与延安党中央机要总台沟通了通信联络，一直工作至1949年12月撤离香港返回广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4年来，香港秘密电台全体同志在马绍台长的领导下，利用五瓦小功率电台与延安党中央机要总台以及“外派”电台等六个机要电台沟通了通信联络。通过周密安排，采用灵活巧妙的方法避开香港英军巡逻电子侦察车的侦察、测向、定位，在机要联络工作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在艰难险恶复杂的社会斗争环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努力工作，保证机要通信联络的顺畅进行，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华南分局交给的机要通信联络任务。
    奉命重建香港秘密电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加强对华南地区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为了加强对东南亚地区和港、澳地区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派电台负责人林青和马绍从重庆去香港重建秘密地下电台。
    林青是长期在蒋管区和香港秘密电台工作的，他曾于1937年7月，奉命从西安到香港筹建秘密电台，工作直至1943年1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离香港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马绍长期在中共广东省委（韶关）、南委秘密地下电台和延安机要总台、重庆办事处机要电台工作。林青和马绍于1945年12月和李静（女）等三人化装为做生意的商人，从重庆经广西省梧州到达香港后，即与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侨委负责人连贯、伍治之、蔡楚吟（女）等取得了联系。党组织在香港西环山道向居民租到了一个单元第四层（顶层）一厅两居室的房子作为秘密电台的工作住地，同时调来了革命烈士龚昌荣的家属张美香（女）和其女儿陈竞雄、小儿子陈竞球到秘密电台来与马绍组成一个家庭作掩护工作。我曾经作为这个秘密电台的一员，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五瓦电台通延安
    林青和马绍同志到香港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通过各种关系，采购到装配收发报机所需要的电讯器材，如发报机用的电子管、电源变压器和电容、电阻等，他们就凭着过去的工作经验，采用自己动手绕线圈、焊线路，装配好了一部五瓦特的哈特莱式小功率的发报机，利用普通家庭用的电子管收音机改装成电子管收报机，经过多次反复的试验，证明收发报机机器工作是正常的。利用延安新华社电台广播和国民党中央社电台广播的频率校准了工作所需的波长，然后，马绍同志按照上级规定的波长、呼号和联络时间进行认真的呼叫和守听，终于在1946年2月一天凌晨与延安党中央机要联络总台沟通了机要通信联络。
    香港秘密电台所使用的发报机是五瓦单管的功率哈特莱式的发报机，发报机使用的是6F6或6V6型发射管；收报机是利用普通家庭用的电子管收音机加装一些金属设备改装而成的收报机；收报机所需的电源是自己装配的交流电源；发报机用的天线是利用平时收音机用的倒“L”式的单根天线。为了提高电台通信联络的工作效率，采用了“双工”的联络方式（“双工”，即在一面收听对方讯号抄收对方电报的同时，可以一面用电键呼叫对方或叫对方重复拍发电报）。电台在室内临时增挂了一条室内天线，专门供收报机工作时使用。
    在香港要用五瓦特的小功率发报机与相距1700多公里的延安党中央的机要电台沟通联络，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我们电台发报机功率小，输出的讯号弱，加上我们所处的是在香港英军控制下的秘密环境中工作，对天线架设首先要考虑到掩蔽安全以防止暴露，所以我们只能架设像普通收音机使用的单根天线，而不能架设双极式的“T”式发报天线，这样就影响了发射机性能的发挥。我们在与延安党中央的机要电台联络中，对方经常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讯号太小”，要我们“增加电力”，我们只能在机上顺意地回答对方说：“好。”但是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的。在收听对方的讯号时，因为我们收报机是接用室内架设的天线，同样也常影响对对方电台讯号的接收效果。有时讯号小得比蚊子叫声还要小，我们电台值班报务员只好全神贯注集中精力去收听对方电台的讯号，认真辨别对方电台报务员的手法与讯号变化的规律，确保抄收对方电台的电码不错不漏。
    我们也常遇到地球上空的电离层的变化对电波的影响，特别是在黎明时刻，在工作时会感到收听对方电台的讯号骤然变弱变小，甚至消失听不到。这时，我们只有继续守听，从天空繁杂的讯号中去寻找对方的讯号，有时未找到对方电台的讯号时天又快亮了，我们得尽快收拾好电台工作的机器，把它掩蔽藏匿起来。

工作时间总是在深夜
    香港秘密电台的工作住地是与老百姓在同一幢楼房里，若工作稍有疏忽就很容易暴露。所以我们秘密电台的工作时间选择在邻居群众熟睡的深夜时刻，一般是在凌晨零点开始一直工作到黎明前五六点钟。
    在工作前，首先用黑、红色两面的厚布帘把电台工作用房的窗户严严密密遮掩好，不让半点微小的灯光外露，我们把工作用的小台灯用纸壳和布包扎起来，不让灯光向外照。我们把临时改装的收报机收听讯号的音量调小，不让声音向外传播，我们把发报机的电键用书和布垫牢，把电键接触点调松调低，使发报的敲击声减到最小。
    针对香港英军不断加强对香港地下电台的搜查和经常派出电子侦察车到各区、各街道进行巡逻侦察、测向、定位的情况，我们电台值班报务员在工作时，将戴在头上的两个收听耳机，一个紧贴耳朵收听联络电台的讯号，一个则不紧贴耳朵，以便用另一只耳朵注意寻听电台工作房外的邻居与附近街道上的动静，当听见街道上有临近的汽车声音时，我们就立即停止发报，使电波停止向空中传播，防止遭香港英军电子侦察车的测向、定位，待汽车声远离住地后，我们才继续与对方电台联络拍发电报。有时在工作中正在与对方电台联络拍发四个电码一组的电报时，刚发了一个或两个电码时，当我们发现室外有可疑情况时，我们就立即停止拍发电报，正和我们联络的对方电台感到很奇怪，不理解，对方电台立即连续呼叫我们，要我们“立即回答”，要我们“继续拍发电报”，而我们只有守听着对方电台，听其呼叫，不敢按电键回答对方，待下次与对方电台沟通联络时，对方追问上次为什么中断拍发电报时，我们只能回答说“因机器故障”，表示歉意。
    我们进行联络工作时，也很注意邻居的动静，有一次在黎明前，我们与对方电台联络正在拍发电报时，而邻居正好开收音机听广播，我们拍发电报一按电键时，就听到邻居的收音机有“噗、噗”的反响声音，我们就立即停止发报，这份未发完的电报一直到第二天与对方电台沟通联络后才继续拍发完毕。
    当我们电台联络工作结束后，我们就立即把那个电台工作房收拾好，恢复原来的样子，使人一看又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卧室。我们的工作程序是：首先把临时架设的室内天线拆下来；将装到电子管收音机中放级的金属线拆下来，使收音机恢复原状，把收音机摆放到大厅的原来位置上；将发报机的发射管拆下来用布包好，把发报机和电源等设备用布包好，把这些重要设备掩藏到大厅“麻将”台下面的木框支架内（这是专门制作供掩藏发报机和电源用的）。然后，我们把遮盖窗户的布帘取下，清理好工作时用过的纸、笔等工作用具，使其不暴露出电台工作过的任何痕迹。
    革命家庭明确分工
    为了掩护香港秘密电台的工作，党组织已于1945年12月调张美香同志母子三人到电台来与马绍同志组成一个家庭。根据工作的需要，又于1946年5月，将我和温健从东江纵队司令部调来参加香港秘密电台工作，1947年采用以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我们将张美香同志的女儿陈竞雄培训为电台报务员。这样，香港秘密电台就组成了一个六人的革命家庭。
    因为在香港英军控制区做秘密地下电台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为了确保党的机密，对付香港英军的审问，平时我们就编好了一套假“口供”，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牢记，以便随机应答，应付出现的特殊情况。根据我们香港秘密电台的实际情况，我们规定了这个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明确了工作的分工。张美香同志为户主，是家长；马绍同志是其女婿，平时叫“老马”，是在香港做生意的；陈竞雄是马绍的妻子，平时叫“阿雄”，陈竞球是张美香的小儿子，叫“阿球”，在香港读书；我和温健是张美香的外甥，是来香港投靠舅母家的，我叫“阿基”，温健叫“阿英”。与邻居街坊的联系分工由“家长”张美香同志负责处理。
    电台收发的电报的传递由马绍和张美香两同志负责。他们每天将电台抄收来的机要电报藏到饼干盒等不为人注意的东西里，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地点和林青或李静同志接头见面交接，同时，从对方那里带回来要由香港秘密电台向延安党中央机要总台和其他机要电台拍发的机要电报。

不能随便跟人打招呼
    马绍同志领导的香港秘密电台是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侨委领导的中央社会调查部系统的秘密地下电台，后来改属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
    当时香港侨委负责人伍治之、蔡楚吟同志和香港机要电台负责人林青、林静同志经常来电台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要求我们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任何情况下要保持革命气节，遇到任何艰险的情况时要有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1946年10月，林青同志专门到香港秘密电台来及时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三个月的总结》的指示，指出我军即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新形势。
    我们香港秘密电台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电台的实际情况，成立了党小组，由马绍同志任小组长。我们制定了秘密电台的保密制度，规定：平时不准外出，不准到邻居家串门，因事经请假批准外出时，要两人同行两人同归，街上遇见熟人不准打招呼，不准和家里直接通信。工作用过的抄报纸不准乱丢，下班后要及时烧毁。我们把遵守秘密电台的保密制度列入党小组会的内容，要求对照检查，人人自觉遵守。
    有一次，温健去香港中环“那打士”医院看病，正好碰见原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的老战友李健同志，因为战友久别重逢，见面时控制不住感情，就打了招呼。温健同志回到秘密电台后，感到这样打招呼是违反了秘密电台的保密制度，主动向党小组做了汇报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