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
    公元6世纪前后
    高：16厘米
    1997年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出土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
    粟特与粟特人
    近年来，西安陆续发现了粟特入华首领安伽、史君等人的墓葬，其中精美的石刻图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粟特研究的热潮，甚至普通读者也对粟特考古、美术、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粟特人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中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的古代民族，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粟特语（Sogdian）是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下面的东伊朗语。历史上他们分散生活在粟特地区的大小绿洲中，形成一些独立的王国，比较大的有撒马尔干 (Smarkent) 的康国、布哈拉（Bukhara）的安国、塔石干（Tashkent）的石国，还有曹国、史国、何国、米国等。这些绿洲王国没有形成一个集权的整体，所以历史上一直依附于周边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中亚的贵霜王朝、波斯的萨珊帝国、北方的嚈哒、西突厥汗国、东方的唐朝，最后在 8 世纪并入阿拉伯帝国。
    由于粟特地区处在欧亚大陆东西方往来的主要干道上，使得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善于在各种民族间经商贸易的民族，他们在中古时代长期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并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唐朝初年前往印度取经的僧人玄奘在路过粟特地区时，看到这里的人“虽富巨万，服食粗弊”。那时粟特的居民主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曾经流行过的佛教已经衰败不堪，因此留给玄奘的印象不佳。玄奘带给我们的粟特富商吃穿都非常简陋粗劣的观感是否正确呢？从粟特片吉肯特（Panjikent）发现的商人住宅所绘制的壁画和装满粮食的仓廪，我们不能不对玄奘的记载有所怀疑。2000 年西安发现的安伽墓的图像，更展现给我们一幅入华粟特商队首领豪华奢侈的生活场景。
    
    
    ▲片吉肯特城遗址
    
    
    ▲驿使图画砖（复制）.魏晋
    长：26厘米  宽：厘米  厚：5厘米
    甘肃省酒泉果园乡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藏
    
    ▲波斯银币正面和背面
    发现于山西大同平远头村
    上下直径：19.8至23.2毫米
    左右直径：为19.5至23.1毫米
    山西省博物院  大同市博物馆藏
    安伽墓与萨保安伽
    埋葬于北周大象元年（579）的安伽墓，位于北周都城长安城东3.5 公里，在现在西安市北郊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约 300 米处，东南距唐大明宫的墙基很近。幸运的是在唐朝建大明宫时没有被挖掉，而且此墓经过 1400 多年未遭盗掘。
    安伽墓具有中国传统的墓室形制：斜坡墓道、天井、过洞、石门、甬道、墓室，但埋葬方式却与中国传统的墓葬不同，墓志和人骨放在甬道里，并且为火焚烧过。石门上刻画着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国名称）祭祀的情形。墓室里只有一个围屏石榻，上面分十二栏刻绘了粟特人的各种生活场景。
    这是一个规模和北周武帝孝陵大小相当的墓葬，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粟特商人首领萨保的墓室，它采用的是中国墓葬形式和粟特火葬做法结合的罕见葬式。这是一个展现粟特商人物质生活和宗教信仰的特殊空间，它提供给我们丰富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安伽墓围屏石榻
    根据安伽墓志，他原是姑藏（今甘肃武威）昌松人，父亲名突建，任冠军将军、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刺史，母亲杜氏，封昌松县君。其父母的官职、封号可能都是安伽任大都督后的追赠。从安伽的名字来看，他远源应当是粟特安国，故姓安，后迁居凉州。这里是粟特人东来中国的一个聚居地，新发现的史君墓的墓主人，就是凉州萨保，而帮助唐朝灭掉凉州李轨政权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一族，也是世袭的凉州萨保后代。安伽一家不知何时从武威迁居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由于安伽“不同流俗，不杂嚣尘，绩宣朝野，见推里闬”，所以被北周朝廷任命为同州萨保。
    “萨保”是个外来词，译自粟特文的 S’rtp’w，这一点已经由于出现在史君墓的粟特文和汉文双语铭文中而得到最终的比定。萨保的本意“商队首领”，随着商队在一些城镇建立起自己的聚落后，萨保就成为一个聚落的首领，北朝政府为了管理这些胡人聚落，把萨保纳入到中国的官僚体制当中，于是萨保既是胡人聚落首领，又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一个职官。安伽的同州萨保一职，就有这双层涵义。
    正是由于安伽生前是粟特商队首领转变而成的胡人聚落首领，所以他的围屏石榻上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可以说是一个粟特萨保生前行事的画卷，真切地表现了他们的经商之旅和进入中国后的生活状况，为我们探讨粟特物质文化的东渐提供了难得的图像资料。这里只就安伽图像所展现的饮食和服饰两点，即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吃和穿两个侧面，来讨论粟特物质文化东传中国的轨迹及其影响。
    
    
    ▲卧骆及骑驼俑.唐
    高：50厘米 长：62厘米 宽：28厘米
    1985年陕西西安韩森寨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
    
    ▲彩绘打马球俑（2件）.唐
    高：8.5厘米  长：14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骑驼吃胡饼胡商陶俑
    1980年太原斛律彻墓出土
    高：45.5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彩绘石雕抱琵琶女俑.隋 
    1999年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虞弘墓出土
    残高：58.5厘米（不带座）
    山西博物院藏
    粟特物质文化的东渐
    饮食
    安伽围屏图像上有不少宴饮的场景，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粟特胡人宴饮的场所，有的在家中亭子内，有的在葡萄园里，有的在突厥虎皮毡帐中。除了在野外的场合，宴饮时一般都有乐舞表演。主客往往都是端着酒杯或酒碗对饮，旁边有时有随从一起进食或饮酒，有时站着侍者，给主人供奉酒食。在右屏第 2 幅画面上，绘有一个步障围出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个胡人正从胡床上搬起两个叠放的大盘子，盘上放水果。在正面第 5 幅图像中间，一个胡人面对圈足火盆，用一把长条形的刀子，正在切盘中像是肉类的食物。这两个画面，非常形象地给我们展示了粟特人备餐的情况。在天水发现的粟特墓围屏和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石椁的图像上，都有胡人酿酒的图像，从踏踩葡萄到把酿好的酒装到酒瓮中，以及搬运酒坛的情形都有所反映。
    
    
    ▲虞弘墓彩绘围屏石榻上酿制葡萄酒的场景
    1999年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出土
    椁壁9块 底板4块  
    椁顶长：290厘米   椁顶宽：220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在这些图像上，我们看到的食物主要是水果和肉类。在唐代盛行的胡食中，似乎以胡饼最为流行，大概因为胡饼是粟特人的常用食品，所以没有绘制在这种宴会的场景上。安伽图像上还有许多饮酒的形象，应当喝的是粟特人酿制的葡萄酒。唐朝时期，“胡人岁献葡萄酒”，葡萄酒成为长安等地人们饮用的佳酿。在唐人的诗歌中，葡萄酒和酒家胡常常联系在一起。
    在安伽图像中，胡人手中所执酒器和摆放在各处的食器都非常引人注目，而且，因为材质不同，这些器皿画成不同的黄金色和银灰色。我们目前已经知道有相当数量的经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外来金银器，但属于北朝的并不算多，因此，安伽图像上的金银器是我们了解粟特人使用金银器及其用法的绝佳材料。这里举几个例子。
    
    
    ▲三彩凤首壶.唐
    高：31厘米
    甘肃甘谷县出土
    甘肃天水市博物馆藏
    
    ▲琉璃碗.唐
    高：12.6厘米  口径：9.3厘米
    1985年陕西咸阳底张湾韩窦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北魏鎏金银高足杯
    1970年大同南郊北魏窖藏遗址出土 
    高：10.3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北魏八曲银长杯
    1970年大同南郊北魏窖藏遗址出土 
    直径：23.8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北魏玻璃碗
    1988年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口径：10.3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北魏徽章植物纹鎏金錾花银碗
    1988年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直径：10.2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银盘
    正面第 5 幅的虎皮帐篷中，两个对坐宴饮者的中间，放置着一个盛水果的高圈足金盘。右屏第 2 幅宴饮图主、客人中间，也绘有同样形制、大小的一个高圈足金盘；而两人的榻前，则放置着一个同样形制的银盘。这种侈口、斜壁、圈足外侈的银盘，曾经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盘心有猞猁纹，口径为 18 厘米，高 4 厘米。李家营子的这件银盘，据考为粟特产品，年代在 7 世纪后半到 8 世纪中叶。我们在安伽图像上无法看到盘心，但图像上的盘子都比李家营子的要大，而且两个是金器或镀金的器皿，反映了它们属于更高等级的用具，而且年代更早。
    在右屏第 2 幅宴饮图主、客人中间，还有一个大的金盘；在左屏第 3 幅帐内主客人面前，也有这样一个贴金大盘，上面有各种饮食器皿；与旁边的人物形象对比，它们的大小都应当在 30 厘米以上。由于这些盘是侧面对着我们，所以不能判断它们正面的器形是圆形还是葵花、双桃等形式，其侧面的形式与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飞廉纹葵花形银盘、熊纹葵花形银盘、双狐双桃形银盘相似，但这几件器物的宽度都不到 30 厘米。
    有的学者认为现在发现的唐代超过 30 厘米的大型银盘都是三足，其用途与一般的容器不同，是特别用于摆放唐朝宫廷下赐品或地方官吏进奉品的承托盘。我们在安伽图像上就看到了这种大型的放置其他食具的盘子，而且，安伽墓石门祭祀图像上的供案，是个两端呈鱼尾状的椭圆形案台，由三个兽足支撑，案上放置金银色的瓶子、叵罗、盘、罐等。因此，唐代这种盛赏赐或进奉品的大银盘，恐怕也是来自粟特的形式和用法。
    杯子安伽图像上常见到高足杯，比较清楚的如正面第 6 幅主人手上所持的一件，呈金色。这种高足杯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也有，如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出土金、银高足杯各一件，西安沙坡村和何家村两处唐代窖藏中也有不只一件的发现。安伽的图像一来表明高足杯是胡人饮酒的主要酒器，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高足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途径。到了唐朝，这一形制的饮酒器使用非常普遍，有不少铜、锡、石、玻璃、陶瓷制的高足杯。
    
    
    ▲鎏金凸花银盘.唐
    直径：15.5厘米
    1968年陕西西安出土
    西安博物院藏
    
    ▲淡黄色琉璃瓶.唐
    高：21厘米  腹径：16厘米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
    法门寺博物馆藏
    
    ▲萨珊银盘
    1970年大同小站村北魏封和突墓出土 
    直径：23.8厘米
    山西博物院藏
    叵罗
    比较集中见于右屏第 2 幅上，其中榻上两人手上各执一件，金色；榻前供盘旁有三件，银色。金色似表示为金叵罗，银色表示是银叵罗。叵罗译自粟特语的 patrōδ，是“碗”、“杯”之意。在唐人的诗歌中，它常常和葡萄酒联系在一起，如李白《对酒》有“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歌》有“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指的都是这种盛葡萄酒的碗。从容积上看，叵罗显然比高足杯盛的酒要多得多，难怪岑参在酒泉太守的筵席上会喝醉。
    
    
    ▲镶嵌红宝石带盖金罐
    公元6世纪前后
    高：14厘米 腹径：12.3厘米
    1997年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出土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
    服饰
    在安伽的时代，一般来说粟特聚落中生活居住的主要是胡人，所以安伽图像展现的也是一幅胡人的生活场景，其中男子可以区分出卷发的粟特人和披发的突厥人。女性则盘髻，按照一般的情理，这些生活在聚落中的女性也应当是粟特人，但也不排除其他民族。从服装上来看，男子都是穿紧身长袍，其中多数粟特人穿圆领紧身长袍，多数突厥人穿翻领紧身长袍，当然也不都是绝对的。
    图像中的女子，则绝大多数是穿束腰长裙，窄袖，紧身，长裙为间色百褶裙，这种长裙是中国传统的服装，所以有些学者就把 Miho 美术馆所藏粟特围屏上的墓主人的妻子看作是汉人或鲜卑人，其实是一种误解。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入华的胡族男子，仍然穿着本民族服装，而女性则广泛采用中国的裙装，这或许是一种时髦。
    我们知道，到了唐朝，胡服在上层社会盛行，甚至宫廷女子也喜好紧身的男装胡服。在唐代壁画、陶俑上都可以看到一些女扮男装的女子，这应当是受胡化风潮影响的时髦装束。过去所见到的材料，最早的女扮男装形象，是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开始的。现在我们从安伽右屏第 1 幅图像上，也看到女子穿着圆领紧身长袍，这或许表明唐朝前期盛行女扮男装，也是受到了入华粟特人的影响。
    此外，安伽图像上表现的以联珠纹为边饰的方毯，胡旋舞、胡腾舞等音乐舞蹈形式，以及狩猎、行商等活动，都展示了粟特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批相对来讲比较早的资料，对于我们理解唐朝时期物质文化受粟特影响的状况，提供了一个相对特别的视角，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木身锦衣裙舞女俑.唐
    高：35.8厘米
    1973年新疆吐鲁番张维夫妇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鎏金水晶坠饰.唐
    残长：4厘米  宽：2.6厘米   厚：1.2厘米
    1985年宁夏固原南郊乡羊坊村史索岩墓出土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朱红地对马纹锦.唐
    长：17厘米  宽：11厘米
    1972年新疆阿斯塔那M161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安伽墓图像所见的入华粟特商人首领的生活情景，和玄奘的讲述完全不同。他们生活极其奢华，大量使用金银器皿，吃着鲜美的水果和肉类，喝着葡萄美酒，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丝绸之路上的聚落中。他们虽然远离家乡，但有金樽美酒做伴，在异国他乡，享受着商业贸易带来的物质财富，有许多人就再也不想返回故土了。
    
    
    ▲金饼.汉
    直径：6.2-6.5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北魏铜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
    高：11.5厘米
    口径：9.6厘米
    底径：5.4厘米
    大同轴承厂北魏窖藏遗址出土
    山西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