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推行“两个凡是”方针，由此产生了拨乱反正与反对拨乱反正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经济五个方面。
    阻挠邓小平复出
     能否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这两个重大历史错误，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共中央有没有决心彻底拨乱反正。
     刚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天内，叶剑英便对华国锋提议，要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华听了不吭声。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李先念马上表示同意，说应该让邓小平尽快地工作。而华国锋仍一声不吭。
     为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将他授意北京市委领导人吴德制造的假案，即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并在会上说：“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华国锋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要邓小平作检讨，承认错误，还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都被邓小平拒绝了。陈云、王震等人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遭到华国锋、汪东兴的压制，不许在会议简报上刊登。这样，拖了九个月，直到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观点
     1977年8月，十一大召开以前，邓小平曾对华国锋授意起草的政治报告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将原稿中讲述党内走资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唯生产力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等问题统统删去。但是，华国锋仍然坚持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点，坚持“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观点，在政治报告中继续沿用并加以系统发挥，照常宣扬。十一大代表中的不少人，对华国锋报告中的这些论点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华国锋在政治报告定稿时仍然坚持他的看法，一直沿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政策和口号。
    为维护个人威信杀人立威
     1977年1月20日，辽宁省委电告中央，在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了一些大字标语，其中有的批了吴德、陈锡联、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也有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还有两幅大标语，其内容一是“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是“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这只不过是表达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而已。
     辽宁省委报告中央办公厅：“对此大字报、大标语要加以覆盖，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教育，当否，请中央批示。”华国锋看了这份请示电文批道：“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同年2月，经华国锋批准发了中央5号、6号文件，3月28日批转了国务院30号文件。文件规定，对写这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据统计，从1977年1月至4月，在上海、长春先后杀了王辛酉、史云峰等人，全国共达44人之多。又制造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这表明华国锋为维护个人的威信，已经达到不惜杀人立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