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本应有一个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大好机遇，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仰仗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和援助，置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呼声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于不顾，公然于1946年6月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又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血雨腥风之中。
     “得道者多助”。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正确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入全面反攻。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在六个月的时间里，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计消灭国民党军154.8万人。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缩短了解放战争的预期，为“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平津战役就是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我军对蒋家王朝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战役，使蒋家军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
     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国民党军3个兵团、13个军、50个师共计52万余人，控制了北平及华北大片土地。事隔60多年，用孙子“三伐”的军事思想来审视、分析和解读平津战役，对于新时期创新军事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孙子兵法》谋攻篇开宗明义地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的“全”胜思想，并具体阐明：“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既充分展现了“三伐”的谋略艺术，又创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范例。
    伐谋核心--打乱敌人战略意图，致敌于被动
     两军交战，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和举措是对战争形势要有正确的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战力、后勤保障和支援力要有精确的计算，并由此形成战则必胜的战略意图和战役部署，也就是孙子讲的“三伐”及“知胜有五”的谋略。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我军歼敌36个师，47.3万人，并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据优势。孤悬在平、津、张（张家口）等地区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已成为“惊弓之鸟”，并面临东北、华北野战军的联合打击，在战略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然而，在蒋介石于1948年11月初电召傅作义到南京会商时，将华北党政大权、统筹经济大权，直接接受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援助的权力授予傅作义后，傅作义竟被这“三大权力”冲昏了头脑。他认为东北野战军至少需经3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因此，控制平、津地区既可以利用美国援助和华北的人力、物力扩充军队，又可以将华北、东北解放军钳制在华北，对整个战局有利，遂与蒋拟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势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并于11月中、下旬先后撤退了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守军，将其统率下的部队部署在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今怀安）长达500公里的铁路沿线上，摆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部署充分反映出蒋、傅既有固守平、津的愿望，又有随时南撤或西逃的企图。事实证明，这是蒋、傅对战争形势分析和战略部署的一大败笔。
     傅作义集团“守走难定、犹疑难决”。鉴于此，我中央军委果断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遂令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后，秘密入关，调集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另有30万民工随军行动和150万群众及34万辆畜力车修桥铺路、运输物资支援作战），决心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现地，既不让其南逃，也不让其西撤。基本的战略部署是：首先由西向东逐个地抓住傅系、拖住蒋系部队，以稳住整个平津地区的敌人，然后切断两头，孤立中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将傅作义集团消灭在华北现地”的作战决心和基本的战略部署，由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组成的平津战役指挥部（总前委），指挥平津战役的参战部队在战役的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顺利地完成了“分割包围，断敌逃路”的任务，使傅作义部队完全陷入“欲守不能，欲逃不成”的被动境地，完全打乱了他的战略意图。这是以政治谋略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等待敌人的必然是灭顶之灾。
    伐交主线--利用矛盾，转移矛盾，致敌于离心
     从历史角度看，蒋介石的“二元治军术”早就为他的失败埋下了祸根。所谓“二元治军术”是说出身于上海滩的蒋介石，帮派思想根深蒂固。在治军方面，他把由自己亲信掌握的部队称为嫡系、中央军，把各路“诸侯”掌控的部队称为旁系、地方杂牌军。并长期实行“信此疑他、厚此薄彼”的政策。因此，在国民党的军队中素有“亲娘生和后娘养”的牢骚。这种状态在顺境和高压下尚可维持，一旦时局有变，便会矛盾丛生，相互猜疑，貌合神离，各有盘算。
     傅作义是阎锡山所属晋军的干将。1927年任师长时率部与奉军作战，孤军守城三月余，遂以“善于守城”著称。1929年任晋军第10军军长。1930年参加了以反蒋逼其下野为目的的蒋阎冯战争（亦称中原大战），任阎军第2路军总指挥。战争失败后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先后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和华北“剿总”总司令。尽管如此，嫡系与非嫡系之分在蒋、傅两人中都是心知肚明。这在平津战役的谋划和部署过程中都有明显的表露。例如蒋介石在战前授予傅作义的“三项大权”无非是拉笼傅作义为他卖命守城。而“一字长蛇阵”的战役部署，把中央军布防在北平以东之廊坊、天津、塘沽、唐山等地；傅系布防在北平及北平以西之怀来、宣化、张北、张家口、柴沟堡等地，却有“同床异梦”之嫌。对蒋介石来说，他当然希望一旦平津失守，继续拉傅部从海上南撤到长江以南继续为蒋家王朝卖命；如傅部拒绝，也要把中央军撤回江南，企图划江而治。而傅作义的盘算却是一旦失守，可逃到绥远固守待变。同时，在傅系部队与中央军的交往中也存在摩擦、牢骚和怨言。
     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政宣、情报、敌工）联同地下党组织和影响较大的知名人士充分利用蒋、傅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在平津战役过程中，针对傅作义集团面临的不利形势，不断地揭露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残忍性，一意孤行发动内战的不义性，以己之私逼迫拉拢部下为其卖命的狡猾性。反复宣传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和蒋家王朝灭亡的必然性，脱离蒋帮，弃暗投明的正义性，戴罪立功，向人民谢罪的必要性。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傅对蒋的不信任感和互相猜疑进一步加剧，官兵的斗志急速削弱，守城应战的立场进一步动摇，思考何去何从的情绪充满傅系阵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毅然派出低层次的代表与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和试探摸底性谈判。这是平津战役中“伐交”的显著特点，为后来的正式谈判奠定了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