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杜聿明被俘后，肯定关心我军怎么处置他？

苏荣：是的。我对杜聿明说，你是我军宣布的战犯，我们仍然对你十分优待。我们司令、政委每顿饭不超过两菜一汤，却以六菜一汤款待你。你将自己的头砸伤，把大衣弄脏了不能再穿了，我怕你受凉，把我的大衣给了你。你们所有的被俘人员都会得到优待，今后你会见到他们的，他们都生活得很好。

杜聿明听了我的一番话后，情绪基本稳定下来。接下来，他主动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以后怎样处置？”我说：“你现在是我军的俘虏，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他说：“我不是不相信你们，我与其他人不同，我是被你们宣布为‘战犯’的人。”我说：“你放心，不管过去是干什么的，只要今后不与人民为敌，接受思想改造，同样会受到我们政府和我军的优待。”到这时他才基本弄清我们的一些政策，人也开始活跃起来。

记者：这说明他开始放下思想包袱了。

苏荣：谈到这里，杜聿明开始总结这次战役中他们的失误和我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我们原先预计突围的方向，均被贵军堵死。最后我们反复考虑分析，西南肖县和永城方向，贵军还来不及围堵，因此决定提前突围。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粟裕将军有意布下的一个袋口，让我们往里钻，我却没有考虑到，真是让我遗憾终生，这也是造成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记者：杜聿明是从军事的角度来反思的。

苏荣：当时我对杜聿明说，你能反省自己，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是一件好事。但你对要害问题还没有认识到。你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你们打的是一场非正义战争，因此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次蒋介石很霸道，错误地估计形势，靠主观决策，从不听下级的意见。当然还有许多原因，但这两条是你们的软肋。而我军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处处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且我们讲军事民主，总是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他想了一下说：“这有道理。人民的力量和支持，我们没有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而强调武器装备的因素，军事民主更谈不上。”后来又谈了一些。至此，杜聿明情绪明显好转，精神也轻松了许多，有时还面带笑容。

就这样，1949年1月10日，从下午1时许至6时左右，我和杜聿明的谈话始终没有停止过，越谈他越想谈。他说：你谈的许多内容我是第一次听到。最后送他走时，他握住我的手说：“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见面好好谈谈。”

记者：后来再见面了没有？

苏荣：没有。后来杜聿明先生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我那时也在北京工作，包括1979年和1980年的“两会”，我还是大会秘书处总务组副组长，却因工作太忙，竟没有抽出时间去见他一面，实为一大遗憾！（卜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