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张紫葛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宋美龄(右一)在为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包脚
    在保卫大武汉的激战期间，宋美龄四次到前线，五次差点儿送了命。
    第一次是在河南的兰封县。
    会战初期，日军将领坂垣的精锐师团由河北南下合围武汉。时薛岳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设计布下了口袋阵，意图装下坂垣这个师团。他令桂永清、邱清泉率部扼守要害之地——兰封县。但桂、邱自恃留德名将，守备疏忽，以致被敌人轻易夺去了兰封县城。
    蒋介石大怒，限桂永清二十四小时夺回兰封县城，否则处死他。桂永清吓得魂飞魄散，督令部队强攻。日军据城死守，居高临下，大炮、机枪火网密炽。限期已过，攻城毫无进展。桂永清亲临前线督战。属下两个师轮番仰攻，地形开阔，无可隐蔽，真正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赴后继。四十六师的一个旅奋勇冲锋，被敌人的炮火杀伤殆尽;另一个旅的旅长马威龙亲自抓起轻机枪，带领全旅冲了上去，一样全旅覆灭。
    尸横城下，血流成溪。师长李良荣泪如雨下，对桂永清哭道：“军长，你看到的呐!我的四十六师，四十六师，全完了!全完了!”
    桂永清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他不愿让部下官兵看到哭相，转脸朝后，蓦地瞥见，后面不远处几个军官簇拥着一个头戴钢盔，身套军官服的女人。呀，那是宋美龄!他奔过去，眼泪还在脸上流淌：“夫人，您怎么来了?”
    宋美龄也眼含泪花，语音哽塞地说：“你这个军长，什么黄埔高材生?留学德国学的什么?打仗有这样打法的吗?这不是拿弟兄们塞敌人的炮眼吗?可惜啊!这些英勇无比的弟兄们呀!……”她的眼泪终于淌下来了。
    但就在这时候，敌人射来了一排炮弹。天崩地裂，硝烟浓烈。连宋美龄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军官们拥着她紧急躲避的，还是炮弹震动的结果，她倒在了工事掩体底下。侥幸没有丧命。
    第二次是在河南富金山七十一军的阵地上。
    宋希濂军死守这要隘的第九天，宋美龄来了。在前沿阵地的战壕里，团长沈芝生、张绍勋突然看见宋美龄跳了进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激动极了。
    “夫人!您，您!您怎么来这儿啦?”行军礼的右手抖动得很厉害。
    宋美龄握着沈芝生尘泥污垢的手，说：
    “你们在这儿浴血奋战，抗日战争期间的宋希濂
    我还不该来看望看望?还有校长，他惦记你们，叫我代表他来慰劳你们!——弟兄们，七十一军打得好呀!你们打得日本鬼子胆战心惊，你们大张国魂呀!不愧是中华男儿，民族英雄!——运输困难，我没有带什么慰劳品，只给你们带了几卡车弹药，机枪，步枪子弹，手榴弹!……”
    沈芝生：“啊呀呀，夫人，这当口，我们这里，再没有比军火更好的慰劳品了!”
    战壕里官兵一片欢呼。沈芝生给山头军指挥所的宋希濂摇电话，报告蒋夫人来了。宋希濂大惊。叫务必好好保护蒋夫人，他马上下来。
    宋美龄抓过话筒：
    “荫国，你是一军之主，战斗紧张，你万万不可离开指挥所!……我命令你：切切不可离开指挥所。我一会儿上山来看你。”并告诉他，她带的辎重车大概半小时之内会到左山麓路口。叫他派军械处的官佐下来接收。
    这时，日军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飞机凌空，投弹、扫射，呼啸来去，穿梭肆虐。一阵连续密集的重磅炸弹，地动山摇，土石弹片飞舞，烟雾蔽日，紧接着就是低空扫射。几番轰炸扫射之后，就是百炮齐鸣，弹如雨下。战壕里落了不少炸弹、炮弹，官兵伤亡很大。
    担架队也有伤亡。宋美龄鼓励说：她带了一个救护队来的，至多一小时后会到。她在战壕里奔跑，帮着抢救伤兵。她的气力不小，动作也很敏捷，能够独力托抱一个伤员放上担架。这当儿，宋希濂不断来电话：“蒋夫人在你这儿吗?”“蒋夫人安全吗?你们务必保证蒋夫人的安全!”“你们赶快请蒋夫人离开火线!——我请蒋夫人说话!”
    宋美龄摇摇手，不去接电话。宋希濂又命令他的部下：“快把蒋夫人送下火线!你们替我报告蒋夫人，请她不要上山了!我领受了夫人和校长的关心就是。请她务必立刻退下火线。你们立刻护送她从火线上退出，请她快回武汉……”
    直到打退了日军的这一轮冲锋，宋美龄才由四个干练士兵和一个连长护送着，往宋希濂的军指挥所去。
    敌机又来了，在头上盘旋、投弹、扫射。山坡早已被炸得寸草不剩，岩坎起伏，弹片零落。她和五个官兵匍匐、滚进、跳跃，从这个弹坑跃到那个弹坑。宋美龄矫捷机警，一如老兵。
    半坡的土石坑里，歪着两尊炸烂了的迫击炮。连长告诉宋美龄：三天前，沈芝生带了一队敢死官兵，深夜下山偷袭敌人，打死了百多个日本鬼子，掳回了这两尊迫击炮和几箱炮弹。第二天便用它们轰击敌人，打中了他们两辆卡车，击毙了不少敌人。可惜炮弹太少，打光了就哑了嘴。日寇还不放心，就用飞机来对准这两尊炮，投下了若干炸弹，把它们炸成了这模样。
    宋美龄说：“好哇，干得好哇!我一定要把这事详细告诉委员长，他会传令嘉奖的……”
    宋希濂见到宋美龄，吃惊不小。这位平时漂亮而庄严的夫人一身尘土，套在身上的士兵军装拉开了好几道口子。脸上的尘土汗渍加硝烟熏染，显得污秽不堪。
    “哎呀呀，夫人!您何必冒这么大的危险?到长官部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就得到无限鼓舞了嘛!”
    宋美龄：“慰劳就该到火线上!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我正该上火线，并代表委员长与士卒同甘苦，共生死!……”
    敌机哞哞，炸弹雷鸣，山岳摆簸，震耳欲聋。宋美龄大声吼着说：“荫国，你们打得好!打得日寇丧胆!你不愧是委员长的得意门生呀!”她从衣兜里掏出蒋介石给宋希濂的亲笔信，信中说：
    “……汝率七十一军之全体健儿，血战富金山，战绩辉煌。日寇当如金人之惧岳飞， 撼山易， 撼宋希濂军难。兴念及此， 余深为欣慰……务盼向全军转达余之嘉奖慰劳，同心同德，再接再厉……”
    宋希濂捧着蒋介石的信，泪流满面，万分激动：“请夫人转禀校长。我宋希濂永不辜负校座之教导与栽培，誓死报效党国，报效民族……我誓与富金山阵地共存亡，绝不让日本鬼子越过这道铁门坎!”
    第三次是在九江以南的万家岭，慰劳吴奇伟率领的蒋介石王牌军第四军。
    吴奇伟的夫人龙文娱和她同行，两个夫人都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奔到前沿阵地。
    日寇还是老办法：飞机狂轰滥炸之后，大炮密密麻麻轰击;炮打够了，再用飞机侦察一下，低飞细看：中国的阵地上掩体全摧、官兵无遗了，这才吹起冲锋号，发起冲锋。
    谁知冲上中国阵地前时，奇迹出现：中国官兵似是从天而降，机枪、手榴弹劈头盖脸打来，日本兵成排成连倒下，遗尸累累，其余残余狼狈逃回。原来，吴奇伟有一绝招：在战壕厚壁横穿许多壕洞，洞顶土石很厚。敌机和大炮肆虐时，官兵就钻进这些横洞里;等到日军冲锋时，就来个猛虎出洞，狠揍侵略者。
    宋美龄和龙文娱也同官兵们一起钻这避弹洞。但这种壕洞也不是绝对保险的。如果炸弹或炮弹刚好命中壕洞入口处，则洞里的人就无法逃避死神的魔爪了。有一次，一颗大炸弹就刚好落在紧邻宋美龄所躲洞口的附近。如果那炸弹左偏一点，宋美龄就粉身碎骨了。
    第四次是往黄梅前线慰劳的途中。
    日本飞机发现了由广济东奔黄梅、后跟三辆卡车的一部小汽车，就反反复复追着它轰炸、扫射。司机见势不妙，要停车保宋美龄逃命。宋美龄认为四野地形开阔，靠两条腿逃命不如靠汽车，便叫司机加足马力快跑。可是，汽车哪能跑过天上的飞机呢?一组组炸弹在四周轰隆爆炸;汽车在轰炸中横冲狂奔。终于，一组炸弹落在汽车紧后边。烟尘冲天，汽车被掀下马路，一连两个驴打滚，宋美龄的头、臂、腿伤了好几处，幸未致命。司机机警，飞快钻出车，拉开了车门。宋美龄钻出来，朝左前方没命地奔跑。紧接着又是一组炸弹，汽车被炸得五马分尸。气浪推击宋美龄窜到了一个高坎下面。她下意识地倒卧在石坎下，紧贴在坎壁下的沟缝里，逃得了性命。
    第五次是在武昌市区军事委员会的办公大楼。
    1938年的7月23日，宋美龄和蒋介石在设于武昌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大楼里。日本飞机来袭，他们便躲进了楼下的防空壕。日机对准这个地方，三番五次投弹。一枚重磅炸弹落在防空壕附近。一声震天巨响，蒋氏夫妇和好几个卫士都应声栽倒，三名卫士牺牲了，宋美龄昏过去好几分钟才醒过来。在她左边不到一米处就有一个卫士倒卧在血泊之中。蒋介石如痴如呆，看见宋美龄活过来了，才哀哀切切而又欣喜之至地叫了一声：“Darling(亲爱的)!”
    宋美龄在讲述保卫武汉战役时，根本没有提到她这五次死里逃生。我获得这些史料并反复印证属实的过程如下：
    宋美龄到黄梅前线的第二天，我所在的学生宣传队也到了黄梅。我们所乘的卡车也被日本空军的飞机追逐投弹，扫射了好一阵。在惊魂甫定之际，前线的官兵对我们讲述了昨天宋美龄遇险的情况，说是其状比我们危险得多。
    宋美龄在妇指委饭厅讲述了武汉战役后的一个多月，她和一些嫡系将领聚会于贺国光的重庆公馆(详情后面将专章记叙)。散坐闲话时，桂永清、宋希濂、关麟征等人历数了他们校长夫人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的五次历险。我在其后和宋美龄闲谈时询问她，她才向我讲了个大概，证实了桂永清等人所谈属实。
    1945年秋，我在兰州与沈芝生相遇，他详细讲述了宋美龄到富金山前线劳军的情况。
    1946年，我在迪化任新疆学院教授，并主持《新疆日报》时，宋希濂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张绍勋任四十二军副军长(后改为整编四十二师副师长)，他和我私交较好。张绍勋向我细致描绘了宋美龄在富金山阵地上的活动，以及他奉命护送宋美龄下火线到后方的情节。宋希濂向我讲述了宋美龄五次化险为夷的诸般详情，并背诵了那次宋美龄到富金山带给他的蒋介石亲笔信的内容。
    1947年夏，我在南京顾祝同家遇到吴奇伟，他向我讲述了宋美龄和他的夫人火线劳军，几乎丧命的详情。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与澳籍顾问端纳在前往上海探望伤兵的途中发生车祸，宋美龄摔断了肋骨，昏倒在泥潭中。上图为宋美龄与端纳在一起
    所有这些人的讲述回忆，互相印证，确凿无疑，是五次死里逃生。
    可是，她在给妇指委的小姐们讲述武汉会战时，却只字未提这些情况。待我听桂永清等人讲了之后，去问她，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的，有这么几次虚惊。”
    是谦虚，还是矫揉造作?我深感疑惑。
    待到1947年夏，我在南京和她闲谈时，旧事重提，问她何以如此过分谦虚。
    “什么过分?”她郑重说，“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搏斗，八年中在火线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多达一千余万，我偶然上前线走一趟，何足挂齿?八年抗战，死伤官兵达三百余万;算到武汉会战也死伤四十余万。我虚惊几次，算个什么?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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