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62年东北边境特区（the 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 简称 N.E.F.A.）的“溃败”，已经有很多的论著。但是其中许多是有倾向性的，或是使人误解的，很少是客观的和准确的记述。1962年的事件，在印度军事史上是不光荣的一页。但是，应该下令作一次彻底的而无偏见的查究，以便从中吸取教训，或者说尚待吸取教训。这份报告，应该公诸于众，这一点还未曾做到。结果，在公众的头脑里，对于东北边境特区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掌握处理，继续存在着很多的误解。例如，普遍地认为陆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进行抵抗。而且，在谁应对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负责任这一问题上，-直存在着很多的争论。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究竟由谁承担罪责，是军方还是政府领袖？个别的作者尽力为自己辩解，这是无助于澄清令人不安的疑团的。
     自从中国侵犯我们的边境领土，现在差不多已过去二十年了。在那次战争中，我在关键的达旺要地（Towang）①指挥第四步兵师作战，我们负责保卫塔格拉前线和娘江河谷以及达旺地区。我经过二十年之久的思考，才下定决心叙述这一桩历史事件，以澄清1962年10月底导致达旺失陷的原委。我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或者为第四步兵师的同事们进行辩解（我希望读者同意我的话），而是为了澄清对那次战争的误解。已故旅长约翰·达尔维在他多年前出版的《喜马拉雅的失策》（The Himalayan B1under）一书中，记载了他的经历。我是达尔维的师长，可以证明他所写的是事实。然而，他的视野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他接触不到高级领导层交换意见进行争论的领域，而正是在那种领域内，最高司令部形成了在塔格拉山脊分界线地区有关防御和进攻态势的可行的作战计划。我接触到其中大量的情况，这就是我之所以认识到，我们可悲地缺乏在正常情况下作出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时所应采取的内行专业程序。我知道这些情况，感到十分恼怒，因为我的部队由于这种不负责任而遭受了巨大的牺牲。
     我觉得，这些方面必须客观地予以记载。尤其应该被广泛了解的是：我们的军队打仗是好的--在战争中伤亡惨重，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后勤支援才终于被打败。只有一个不光彩的例子，就是在1962年11月第二次进攻的时候，某一防区的部队放弃阵地溃退了。因此，对于那些在战争中顽强战斗并且死去的许多官兵不予记述，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军人讲的故事，它不涉及有关印度政府外交目的和方法的政治争论，也不涉及处理喜马拉雅边界问题的中印谈判。我们政府对于我们在西藏的利益所作的处理，并非全都得到印度人民的赞成。那是另外的问题。的确不属于这本军事记载的范围。
     1960年，我第一次涉及北部问题，当时的形势是，中国正在平息西藏人的反抗，同时广泛地施行修路计划。这对于印度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中国对我们边疆的大片领土提出要求。
     当时，已经发生了一些事件，特别是在拉达克，情况表明中国正以实际上的驻军，坚持他们的要求一-沿着喜马拉雅分界线并在阿克赛钦逐渐侵入。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的边境部队试图威胁我们的军队，确曾逼退我们在兼则马尼②的哨所。但是，那一次，由于我们坚决，才又回到我们原来的位置。
     在印度，很多人已预见到最终会有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诚然，我们也迟缓地开始作了一些堆备。但是，这些准备的迫切性和目的性，部分地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尤其是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的声明所抵消。他们讥笑任何有关中国可能对印度进行威胁的说法。例如，1961年9月10日在阿格拉的一个空军的飞机库里，梅农断然声明：“我不知道中国对于印度的任何部分的领土有任何侵略、侵犯、侵占或侵入”。这就是当时最高当局的一般态度；“巴依--巴依”（Bhai-Bhai）③这种安乐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62年10月20日致命的那一天，那一天中国人箭离弦、刀出鞘了，我们在极度紧张之下神经错乱了。
     在1958年，拉萨的春季“叛乱”之后，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他为了逃避中国追兵的侦查，取道隐蔽的兼则马尼--达旺--邦迪拉这一条路线。结果，突出了达旺的重要性。本来，达旺已是著名的佛教中心，有一个规模宏大、很有影响的佛教寺院（尊奉为伟大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④，他是拉萨布达拉宫的建造者）。印度的军队第一次被派到东北边境特区去保卫达旺。
     我第一次参与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务问题是在1960年，当时值星参谋官托拉待中将--那时他是东部军区司令--他指挥进行一次研究中国威胁的高级演习，研究中国可能进入的路线，和可能从北方推进的纵深度。我那时在阿格拉指挥印度仅有的伞兵旅。托拉特将军召见我，征求我对中国可能使用空降部队的看法。他觉得中国很可能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某处投下一支伞兵部队，与通过山区的主要挺进部队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