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朝回到莫斯科，立即于1956年5月30日约见了苏联副外长费德林。详细报告了劳动党内的不正常情况，并强调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实际上笼罩着整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缺乏集体领导，所有事情都由金日成个人决定。对金日成的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鲜人民革命博物馆变成了金日成个人事业的历史博物馆”，甚至传说“金日成在儿童时代就已经开始领导朝鲜人民进行反抗日本的解放斗争了”。李相朝强调，苏共中央必须尽快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帮助劳动党，特别是帮助金日成克服他那些危险的错误。
     6月8日，副首相崔昌益也秘密地单独约见了苏联大使。崔说：劳动党内领导干部的任用既没有照顾到来自国内、中国和苏联等各个方面的干部，更不是任人唯贤，提拔的都是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经验却专门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人，这也是造成严重个人崇拜现象的原因之一。崔昌益同样强烈要求苏共中央帮助改变这种状况，并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向金日成提出必要的建议。崔说，对于苏联的建议，金日成一般都会认真对待的。劳动党内的反对派寄望于从外部对金日成施加压力，莫斯科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在八月全会发起反对金日成的进攻，起了刺激和鼓励的作用。
     在朝鲜劳动党三大期间及以后，金科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等一批领导干部对党内的个人崇拜状况、干部政策和经济方针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8月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揭露和批评这些错误。
     8月初金日成回国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方面，金日成、南日、朴正爱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科奉放弃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严琓采取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于是，在8月21～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8月30～31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第三个发言的是延安派干部、贸易相尹公钦，他以“愤怒的揭发式语调”批评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尹的发言被多次打断，并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二号人物崔庸健甚至站起来大骂，会场一度陷入混乱。崔昌益起身想发言，为尹公钦辩护，但没有得到讲话机会。面对如此局面，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工会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在以后的会议中，除崔昌益、朴昌玉表示赞同尹公钦的意见，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这种“反革命和反党”言论，并对上述几人的“错误”或“罪行”展开了猛烈抨击，崔昌益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首领和思想家。第二天的会议做出决议：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四人的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不久，朴昌玉被迫到东海岸一个小型锯木厂去当厂长，而崔昌益则被任命去负责一个养猪场的工作。会后，整个国家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清洗之中，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9月1日，金日成到苏联使馆，崔庸健到中国使馆，分别通报了全会情况和所做决议。
    毛泽东的态度
     9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向中国外交部通报，有4名朝鲜公民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国。乔晓光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当场答复：这些人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将其遣返是不可能的。显然，中国政府此前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立场，而莫斯科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了。
     为了平息党内的不满情绪，同时也争取莫斯科的同情，金日成立即对此前受到打压的莫斯科派干部采取了怀柔政策。9月14日下午，朴正爱召集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干部开会，出席者约100人（占全部莫斯科派干部的2/3）。会议的目的就是宣布中央将改变对来自苏联的朝鲜干部的态度，并为他们平反。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次斗争的主要矛头已经转向延安派了。从金日成等人向苏联报告的情况看，与8月“反党”事件有牵连的，主要是延安派干部，不仅活动主谋的崔昌益和徐辉，就连反对派中的最高层干部、党内元老金枓奉，都是陆续从中国回来的。据说，金日成曾讲过这样的话：参与政变阴谋的人都属于延安派。因此，金日成才会改变对莫斯科派的态度，集中对付来自北京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