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史迪威之为人，当时我们所知道的远不如现在知道的多，无法想到在观念上彼此距离那样的大。好在在远征军我们的交往，都是军事上的，牵涉不到政治，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后来美援武器大量运到，对于如何分配问题，是他与我政府发生歧见的开端。他坚执军队武器应该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譬如三十个营的炮，三百六十门，每师一营，炮十二门，可保持相当强大的火力。但我们则认为同属国军，政府应一视同仁，装备方面不能过于参差。这一歧见，双方都有道理，尚有调和余地。最使我们无法接受的意见，就是他本人和他的政府，也要同样地装备共军。
     此时的共军，已在抗战的招牌之下，羽毛丰满，“颠覆”政府的阴谋和行动，日益剧烈。政府为了顾全大局，纵不能明张挞伐，但也没有为虎添翼给以武器装备的道理。这件事涉及中美两国政府的政策问题，虽不干远征军的事，可是我和史迪威，接触甚多，谈到这些问题，难免就要互相枘凿起来。
     史迪威还认为他能指挥共军，想把共军编入国军的战斗序列，随意由他调遣到各战场上使用。这一点表示他对共产党根本缺乏认识。除非莫斯科，共军是不受任何人调遣的。美国政府上了美共及其同路人宣传的当，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土地改革”派，同样是中国人，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于是就生出一个“联合政府”的幻想。从胜利的前一年起“联合政府”就成了中国政坛上的主要话题。连政府都可以采用联合形式，则国、共军队焉有不能统一指挥之理？史迪威个人既有此抱负，他的政府又正好是他的支持者，于是他就理直气壮地以实现他的抱负为职志。国军是无法和共军并肩作战的，在这些问题上，终于使我政府不能不和他闹翻。委员长经过多次的忍让，也终于提出撤回史迪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