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炸愈勇
    全民团结支持抗日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原是想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没想到，此举激起的是对日军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将军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
     抗战时期，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其《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1年至1941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大轰炸。”一位曾参加重庆大轰炸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松前未曾雄战后回忆：“靠轰炸粉碎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不那么容易。”
     当时，重庆几乎是个不设防的城市，高射炮很少，雷达也没有，几乎没有任何可对抗空袭的装备。重庆的房屋是木质的，日军开始轰炸后，不少主要街道房屋被烧为灰烬。很快，聪明的重庆人掌握了利用城内崖石间大山洞防空袭的技巧。
     日军采用疲劳战术，飞机一拨拨轮番轰炸，间隔时间往往不足6小时，跑警报成了市民生活的常态，最严重的一次，警报连续响了7天7夜。
     面对日军的疯狂轰炸，重庆人民没有退却。为生产抗战急需物质，很多工厂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敌军飞机在天上盘旋，地下工厂照样生产。厂房被炸了，就在山洞、隧道里建临时厂房。遭到不同程度轰炸的重庆各大报馆，一面向郊区疏散，一面响应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要求，参加《重庆各报联合版》，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出版报纸。
     《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载，在重庆住了3个月、遭受了40多次轰炸的林无双在“重庆观感”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奇怪的是，战争在拖下去，中国的士气却越来越高，当收复一些城池，空袭后，就有提灯会和游行来庆祝。端午节，照样有成千的人观看龙船比赛，市民依然举行庆祝，照样生活着。孩子们在解除警报后，立即拿起书包到学校去，夜袭以后，人们又在第二天6点或7点起床工作，还有的孕妇在防空洞里生产孩子……”
     饱受日机轰炸的重庆人民，全民奋起支持抗日。1939年3月，中国空军出版社发起义卖购买义卖号飞机充实国防。当月，重庆各界献金170多万元。之后的1940年，重庆还发起筹献剧人号、记者号、中学生号等一元献机运动。1940年，全国春礼劳军运动，重庆市民踊跃捐款，先后献代金60多万元，并有大量礼品，其他各省市共献代金仅20多万，重庆占了全国总数的75%……
     当时的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载，患难中，重庆各界人民亲如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偏街小巷，电线有未及修复者，家家门口点有太平灯，便利行人。”“过去本地居民对外省籍难胞还有认识上的芥蒂，经过敌机疲劳轰炸后，深感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珍贵，畛域之见即自然消除了。”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特有的弥天大雾魔术般缓解了日军的毁灭性轰炸。在深秋到初春，雾霭浓重，日军轰炸相对较轻的季节，重庆文艺界创造了雾季公演，用话剧、诗歌、电影、群众歌咏等，鼓舞军民抗战决心，革命主义乐观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英雄之城
    感动不少外国政要
     重庆大轰炸给重庆带来巨大灾难，重庆人民的英勇反抗，不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也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大大提高了重庆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重庆由一个僻处内陆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三大城市相提并论的国际名城。坚忍不拔、愈炸愈勇的英雄城市，感动了不少外国政要。
     1942年6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英国民众发表广播演说，盛赞重庆的伟大：自日本开始进侵中国，迄今已有五载……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有振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无数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应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足无异。
     1942年7月7日，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英国首相丘吉尔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致电重庆人民：五年中有四个寒暑，中国实际上是单独抵抗侵略，单凭着它的人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对抗侵略者的军队飞机的进攻。中国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可是它却经历了足有五十个敦刻尔克而仍然坚定不移！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特地委托其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与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极尽赞誉之辞：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