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1”（即1948年中央选派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子女留学苏联的别称）每年欢聚一次，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中央的那个英明决定：在解放前，派他们去苏联，并指明不学军事、不学政治，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作准备。
    学成回国后，“4821”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担当重任，大都成了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领军人物。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高岗之子高毅就是。
     在北京海淀一处住宅区，满头银发的高毅与其说中文不好，倒不如说他不善于与人打交道，问两句，答一句，或者一个字解决问题，要么就用俄语征求老伴儿意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夫人宋丽达说：我妈妈是苏联人，我们俩从小在苏联长大，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回到家，门一关，还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加上来往的都是留苏的同学，所以中文倒成了第二语言。
    留学苏联
    高毅在1938年成为“高干子女”之前，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当长工好长时间。
     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轰轰烈烈闹革命时，却不知道，妻子和儿子在老家陕西横山差点被地主卖掉，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赶紧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高岗才找到他们母子，并把他们接到瓦窑堡。在这里，杨芝芳入了党，担任瓦窑堡被服厂厂长。被服厂经常受到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杨芝芳还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高毅也是从那时起，作为一名“高干子弟”进入延安保小读书。
     高毅回忆说，1939年周恩来因马受惊摔伤了胳膊，要去苏联疗伤，他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刘少奇子女刘允斌、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跟着去了苏联，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
    “1947年哈尔滨解放，我回到哈尔滨，在哈工大预科学习。”高毅说。
     但因为中文不好，高毅在哈尔滨生活并不习惯。第二年就和20个中央选派的学生一块儿回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土木系学习建筑。因为自己对土木系不感兴趣，高毅想学其他科目，却被拒绝。1951年底，还没有完成学业的高毅提前回国，按父亲意愿，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
     在哈工大，高毅结识了化学系学生宋丽达。宋丽达的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东北，后来去苏联参加红军，从事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他被派到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也随父亲在哈尔滨学习。
     “因为我爸爸的事，我们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因为在苏联养成的习惯，高毅常和朋友开玩笑，有话就说，直来直去，从无顾忌，落了个自由主义的帽子，被定个内部右派。宋丽达说：“当时我是共青团员，因此给我一个团内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