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陶铸性格直爽，跟彭德怀一样是党内有名的“大炮”。这门“大炮”敢说敢当，敢作敢为。“大跃进”时期，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广东连县星子乡北庄也不甘人后，放了一颗亩产30218公斤的特大“卫星”。有段时间，陶铸也头脑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
     报上来的粮食产量很高，但收上来的粮食却不多。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报告说：雷南县1958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负责的广东省委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陶铸带队到“千斤县”东莞开展反“瞒产”运动。在反“瞒产”大会上，干部们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只有袁溥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反“瞒产”反不出粮食。袁溥之曾经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过国民党二大，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是一位敢讲真话的老党员。陶铸当场批评袁溥之右倾。但经过与农民实际接触后，工作组发现农民并没有多少粮食。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浮肿。陶铸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
     1959年三四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前一时期的反“瞒产”工作。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提出必须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并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深刻的教训面前，陶铸非常愧疚。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陶铸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陶铸还特意找到袁溥之请罪：“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原谅。我向你道歉！”1959年秋，陶铸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是一个敢于正视错误和承认错误的人。此后，他在很多场合作了严肃的、痛切的反省：“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陶铸带头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毛泽东特意表扬了陶铸。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陶铸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
    陶铸是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不仅对农民充满感情，对知识分子也非常尊敬。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奇缺。陶铸与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份2000人的特供名单，要求中共广州市委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考虑到一些知识分子年老多病，陶铸还批示从中再选出一二百人，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等方面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知名学者陈寅恪、姜立夫等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受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陶铸从北京返粤后，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甄别工作，对运动中的过错和失误坚决进行纠正，以共产党人的巨大勇气主动承担责任，赔礼道歉。
     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陶铸代表中南局诚恳地向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陶铸充分意识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的专家是不可能的。”当时一些干部不尊重知识分子，捉弄、嘲笑甚至故意刁难知识分子。为此，陶铸多次引用“千金市骨”的典故启发干部。陶铸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周公吐哺的胸怀，充分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10月11日，陶铸主持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讲话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这个讲话，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主持广东工作期间，陶铸与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寅恪是知名学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陈寅恪谨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历来特立独行，清高孤傲。解放后，陈寅恪谢绝了全国政协让他当政协委员的邀请；郭沫若要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也辞谢未就。当时，很多人对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学者“不识抬举”的做法颇有微词，几次政治运动，都有人磨刀霍霍，锋芒指向他。但陶铸对这位“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的学者却格外理解、尊重和关心。
     1956年，在广东省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陶铸无微不至的关照，陈寅恪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陶铸还经常去拜访、看望陈寅恪，帮助协调解决其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有一次，陶铸无意中听说陈寅恪睡眠欠佳，便立即设法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给陈寅恪送去。陈寅恪晚年视力很差，陶铸特意关照中山大学在陈寅恪住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1962年7月，年迈的陈寅恪意外骨折，从此只能长卧床上。陶铸特批三名护士一天24小时轮流在陈宅值班，护理、照顾其生活。陶铸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感动了这位倔强、正直的老教授。他主动找中山大学党委负责人说：请你们告诉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同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