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一个明显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政坛大人物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对他格外感兴趣。那就是他在事功建立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修炼，并以自己人格修炼的完善来促进事功的建立。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自觉去这样做，更别说做得好了。
    ◎曾国藩其人◎
    -“内圣外王”的典范，“三立完人”
    -严于律己，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标本人物，传统主流文化对此有一个表述语，就是“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就是讲心中充满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进行人格修炼。“外王”是表现在外的事功符合王政、王道的要求，即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建王者之业。曾国藩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来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他甚至提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口号，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口号。这表示他的决心，而且他一辈子都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在做。在他的晚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圣哲画像记》的文章。曾国藩晚年还在以圣哲作为自己的榜样，可谓“内圣”做到家了。
     中年之后，他奉旨平叛，将混乱14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余省的百姓重新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可算作他的“外王”。曾氏一生所走过的正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世人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人格修炼即“圣化”和从政即从事公共事业管理这两件事情是难以很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圣化”是属于理想化的东西，在书斋里，在山洞里，它似乎可以完成。但是社会却是复杂混乱的，所谓“人心险恶”，从事公共事业管理的人只能以毒攻毒，治理社会是英雄豪杰的事业，而非圣贤可以做到。我也比较赞同这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但曾国藩却在一个较高层面上做到了“内圣外王”，这很罕见。
     中国主流文化对最为成功者还有一个价值评判体系，这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文字著述。即便做到了“内圣外王”，也难做到“三立”。我曾经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中国历史上的人物，符合者很少很少。
     但是在近代，曾国藩因为内圣功夫做得好，他的德行受到广泛赞誉；因为他建立了一支军队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在当时认为他建立了很大的事功；他一生勤奋著述，留下10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他应该属于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修身之道◎
    -中举后发现自己缺乏身心修养
    -靠写日记时刻监督提醒自己
     清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的一个四代同堂的耕读之家。父亲考秀才，考了17次，到43岁才考中。他的祖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靠自己的努力，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曾国藩跟其他科举优胜者相比，他的特别不同之处或者高明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京师以后，不但没有陶醉在科举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很快看出自身严重的不足。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不足是缺乏身心修养。
     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于是在师友的引导下，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他决心要与过去告别。
     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的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其中“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大致守住了这五个字，使得他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不入浊流，不陷卑污。
     他当时用什么样的办法来监督自己呢？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主要是靠写日记。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
     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愤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百家，二十三史，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他也读了很多治理国家的实用之学，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做大事做准备。
    咸丰帝初登大位的一年多里，曾国藩一连上了五道著名的奏疏，都是针对当时时政，反映社情民意的。
     他甚至敢于直接批评咸丰皇帝，指出咸丰有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失于大；徒尚文饰，不求实效；自以为是，听不得批评意见。要知道，这个奏疏的背景是皇帝至高无上的时代，批评皇帝，重则杀头，轻则撤职。
     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运气好，使曾国藩在当时的官场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他中翰林后，十年七迁，37岁便已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没有后来的时事剧变，曾国藩也会在十年二十年后入阁拜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一位贤能名臣。然而命运却把他从平静的书斋官衙里推到血火刀枪的战场中，这个转变的结果是造成他的非同寻常的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