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正当日寇在中国大地上猖狂攻城掠地之时，在古城开封却发生了一起让日寇震惊的特大事件：日本侵华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和数名日军头目，于5月17日被人刺杀于特务机关驻处的山陕甘会馆。而这一神秘刺杀事件的背后，却是国共两党特工人员携手合作的结果。由于当时的保密和以后的历史原因，这一壮举被长时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敌我强化特工活动
     日本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动用了近30个精锐师团86万兵力，相继攻占了平津、上海、武汉、广州等诸多战略要地。然而在国共两个战场的顽强抗击下，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一再破产。
     然而日军在经历一系列惨败后发现，与其“叫板”的“共产军”远比国民党军更难对付。日军经过一番检讨后认为，其诸多失败在于对“共产军”的了解大大少于国民党军，必须加强“必要的情报作战。”为此，1939年下半年，日寇将在华从事多年特务活动的“有功之臣”吉川贞佐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
     为对付日寇不断强化的特务活动，国共两党的特工人员也先后以各种手段对罪大恶极的敌伪头目进行了刺杀和镇压行动，仅国民党平津特工机构就先后导演了多起重大刺杀事件。1938年3月28日，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王克敏和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等人与日军华北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在北平煤渣胡同20号举行会谈。得到情报的国民党特工王文、兰子春等5人奉命进行阻击。下午1时，当王克敏的专车行驶到胡同口转弯处时，骑自行车靠近的特工杀手突然拔枪向王的专车猛烈射击，司机当场毙命，山本中弹倒在座位上，王克敏等人也被打得哭爹叫娘。当日军闻讯赶到时，行刺的特工早已不见踪影。1939年4月，日军为消灭活跃在冀东的八路军，其冀东宪兵司令赤本大佐突发奇想，企图通过被俘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的勤务兵劝降包森，结果被包森设计骗出城“谈判”予以处决。同年10月，积极参与破坏中共开封地下党的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刚出家门，就被守候的中共地下人员“就地正法”。
     为了报复国共两党连续不断的刺杀镇压行动，吉川上任后便把破坏抗日组织、疯狂抓捕“地下抗日分子”作为第一要务。据伪河南警务厅资料统计，日特机关仅在1939年下半年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军统豫站人员10余人。吉川本人一次就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
    将计就计深入虎穴
     为保全党组织免遭破坏，为牺牲的志士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组织联手除掉吉川这个恶魔。为慎重起见，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和鄂豫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吴祖贻以及开封地下党负责人王永泉等人研究决定，让早先受党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组织的牛子龙出面与军统豫站进行沟通，共同组织力量实施刺杀行动。
     牛子龙是河南省郏县人，在许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回家乡从事民运工作。不久他又受党派遣利用旧关系打入国民党特工组织从事地下活动。抗战爆发后，他担任军统豫站行动组长，先后镇压了不少铁杆汉奸。其中最出色的是他遵照党的指示处决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接着又将大汉奸、开封维持会长徐宝光刺杀，一时间成为日伪谈虎色变的“铁腕人物”。
     伪开封警备司令和维持会长被杀后，在当地日伪头目中引起极大恐慌。日军经过调查后认定刺杀事件系军统豫站和牛子龙所为，于是便要求吉川立即设法铲除军统豫站。而吉川则认为，军统组织虽与“皇军”作对，在华北中共势力较强的态势下还有反共的利用价值，因此处置军统豫站的上策不是铲除，而是设法打入其内部进行策反为己所用，因为不久前曾指挥刺杀王克敏的军统天津站长陈恭澍及特工组织就是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归顺”的。牛子龙很快摸清了吉川的底牌，决定利用其急于打入军统组织的图谋，伺机进行刺杀行动。为此，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军统豫站站长。此时该站长刚接到重庆总部的指示，要求其进一步加强对日伪高层头目的刺杀行动。因为此时国民党特工组织正在上海与汪伪特务组织“76号”撕杀得难解难分，急需在华北开辟“第二战场”。接到牛子龙的报告后，军统站长立刻对共产党提出的联手刺杀计划表示欢迎，并指令牛子龙尽快与中共方面联系，物色人员实施刺杀行动。
     正当牛子龙为派遣人员犯难时，恰好通过关系得知他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地下党员吴秉一已在党组织营救下成功出狱，被派往郏县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吴枪法好、胆略过人，是刺杀吉川的理想人选，吴秉一也欣然表示坚决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