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柳条沟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奉蒋介石密令，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不抵抗。结果，一夜之间沈阳失守。一时间，全国上下抗日呼声高涨，骂声皆指向“不抵抗将军”。面对舆论的谴责，张学良不敢说出蒋介石的密令，只能忍辱负重，说一些“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现正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之类模棱两可的话。而在前来向他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面前，他又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是：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可见其灵魂深处所受的煎熬。不到四个月后，锦州失守，东北军退到了关内，东三省沦陷。两年后，张学良指挥热河抗战又遭失败，国内再度舆论大哗。蒋介石这样暗示张学良：“当前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两人中间谁离开这小船好呢？”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向全国通电下野，顺理成章地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此时的张学良刚刚32岁。他忍受了非人的痛苦，终于戒除了多年以来吸食毒品的陋习，以健康之身赴欧洲诸国考察政治、军事，准备日后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然而，在赴欧期间，张学良经过“考察”，竟然寄中华复兴的希望于独裁政体。1934年1月，在他旅欧八个月后回到广州时，即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民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接着，他到南京向蒋表示“干先生认为最难干的工作”。蒋介石说：“我最难的就是和共产党打仗，剿共最难啊！”当时，蒋介石正全力以赴在江西“剿匪”。而蒋急于要张学良回国的目的也是要张去“剿匪”。张学良随即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驻节武昌。
     张学良的内心深处也有一番思想交锋。一方面，他要抗日，要救亡，要打回老家去。他之所以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也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另一方面，他选择了“盟兄”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为了完成“剿匪”任务，张学良组织人力编纂了《匪情辞通》一书，亲自作序并发到他的部队。还延师辅导他学习了《资本论》、《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唯物辩证法，准备“知己知彼”地“剿匪”。恰在此时，红军开始了长征。
     自1935年5月始，奉蒋介石指令，东北军陆续进入西北。准备联手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配合中央军夹击并消灭红军。谁也没有料到，张学良结交杨虎城将军后，竟放弃了围剿红军，彻底走上了联共逼蒋抗日的道路。
     和子继父业的张学良不同，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5岁就揭竿而起，组织了“中秋同志会”进行反清的秘密武装活动。18岁受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带领武装投入秦陇复汉军，参加了陕西辛亥革命、反袁称帝和靖国军驱逐北洋军阀的一系列护法战争。他坚定地追随和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的老党员。1927年，在蒋介石实行清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杨将军却看到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当时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共领导人所拒绝。1930年，在蒋冯阎混战中，杨虎城反对内战，坚持统一。受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入主陕西，任陕西省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