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几年里，杨虎城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公开任用知名共产党人南汉宸为政府秘书长，秘密释放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并赠与陕北红军枪支弹药，支持抗战。1933年红军进入陕南时，他指示和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东北军进入陕西之初，受到了杨虎城的接待和安置，这使张学良大为感激。随后，在他执行蒋介石指令“积极进剿”红军的两个月内连遭惨败，被红军消灭了三个师。残酷的现实使张学良开始怀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照这样打来打去，军队打光了，如何去“攘外”？终于，张学良在爱国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他对杨将军有了新的理解。
     1935年11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同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闭幕的当晚，杨将军曾专访张学良。二人谈了些什么，至今无从知晓。却有实证确认，密谈的第二天张将军即赴上海，秘密会见了尚被关在监狱里的与共产党有密切来往的杜重远、从苏联回国抗日的抗联领袖李杜以及孙夫人宋庆龄。具体谈了些什么也无实证可考，但同样可以确认的是，从上海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开始了寻找共产党的具体行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爱国抗日的学生运动，张学良不仅重用了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还解救了被北平宪兵逮捕的学生。接着，通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见到了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而又和周恩来在肤施会面并秘密签订了停止内战、联合逼蒋抗日等八项协议。随后，用专机邀请早已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的杨虎城将军到洛川密谈。完成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配合红军“逼蒋抗日”的“三位一体”大联合。这时，是1936年5月。
     从初到陕西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剿总”副司令，到积极参与推动“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执行者，这一政治“蜕变”的实施完成，仅仅经过了六个月。而从“东北易帜”开始做蒋介石的“盟弟”算起，张将军一直维护“领袖”的权威，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甚至不敢说出不抵抗的真相，背黑锅长达数年之久。那么，张学良何以完成了思想上根本的转变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九一八以来的时间里，在华北，在南京，在国外，在内心世界，张学良不停地加重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疑虑，不断增强对抗日救国、光复东北的渴望。这就是不间断量变的积累过程。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到陕西以后，在杨将军的联共政策和红军反对内战、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中，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复仇雪耻、抗战兴国的希望之路。于是也就促成了他思想上质的飞跃。
     此后的半年，张学良开始了全面整顿内部、改造军队、训练干部、创办刊物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抵制中央控制等一系列的联合行动。特别是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的“艳晚事件”，大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从而，在当时的西安和西北地区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