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势利眼，与少数幸运儿
    约瑟夫·艾本斯坦
    懂得知识并不是为了互相攀比谁更广博，何况无论我多么博闻强识，总有人知道得比我更多。虽然我对自己的文化素养颇有几分自信，但我仍然时不时犯错，即使是晚年。几年前我还闹了个大笑话，把现代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姓的重音读错了，最后承蒙一位懂多国语言的朋友私下向我纠正了这个错误，我还记得他那毫无嘲弄之意的甜美笑容。另一次有位朋友(同样不是势利眼)告诉我，我们都认识的一位熟人最近接手了一家出售油画、印刷品和石版画的画廊。画廊倒是开在富丽堂皇的酒店里，但他既不会读 “Genre”(从法语借鉴的外来词，意为“流派”)一词，也不会读画家修拉的名字。后来，我在恭贺这位朋友事业发达的时候,感到十分难为情。
    在智性生活当中人人都是初学者。生于书香世家一般会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不过在美国，出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却是白丁之家的后代，也许是因为知识匮乏的幼年生活让他们对知识倍加渴望。想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你必须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从识字辨音开始，慢慢积累丰厚的文化素养，最后拥有一种辨别出色的思想、人物与有价值的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在学校里学不到，也不来自于书本，它是你勤恳的思考、对心灵生活的热爱，还有锱铢累积各类文化知识而最终取得的结果。
    《纽约书评：争鸣五十年》纪录片，导演：马丁.斯科塞斯。
    这些听起来都很令人神往，但势利心态是如何侵入的呢?这是因为务实而有野心的美国知识分子总感觉脚下的土地不够坚实，让人心悸不安。这种心态具有历史渊源。在芝大读书的时候，我像填鸭一般往脑子里塞入各种各样的大师名姓和各种形式的新知识(至少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不过我始终清楚地认识到一点：若论知识与文化的积淀，欧洲远胜于美国。欧洲人脚下是一片历史悠久的土地，曾经孕育了无数思想大师与艺术巨擘。过去一百年中，欧洲诸国遭受了极权主义和纳粹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却诞生了奥威尔、加缪、萨特、波伏娃、西罗内、凯斯特勒、汉娜·阿伦特、雅思贝尔斯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而他们的美国同行相比之下分量全无，好像一群刚进城的乡巴佬。
    哲学家西德尼·胡克有一次告诉我,他不觉得汉娜·阿伦特多有智慧，只是美国知识分子被她的德式教育背景(她懂好几国语言，还懂古希腊语)和欧式洞见给吓倒了。也许胡克说得对，一提到阿伦特，人们就会想到她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假如她生在美国，那么她的光辉立刻会黯淡不少。
    美国教育界一度无比推崇所谓的布鲁姆伯利文化圈——主要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雷顿·斯特拉奇、瓦内萨·贝尔、E.M. 福斯特、罗杰·弗雷等人。这群知识分子孱弱怯懦、眼高于顶、世界观势利得令人发指。美国学者对他们研究得越细，越会发现他们学术成果的含金量越稀薄。不过总有那么一类知识分子永远对他们乐此不疲。当时美国知识分子的很多势利行为都源自在欧洲同行面前产生的文化自卑感。
    可是即使近几十年来美国已经在绘画、文学、音乐和电影方面独占鳌头，成为当代艺术与文化领域不折不扣的主场，但美国知识分子仍然觉得低人一等，这尤其可叹可笑。一些到欧洲讨生活的美国知识分子，但凡仿效欧式知识分子有点成就，就能赢得全世界的奖赏和奉承。

布鲁姆伯利文化圈成员合影
    我们不妨势利地评价一下苏珊·桑塔格：她的声名远超过她的成就，与她的散文、故事、小说和电影创作给那些愿意拨冗欣赏的人们带来的审美愉悦不成比例。桑塔格的散文缺乏个性，英国小说家约翰·韦恩说她的文章读起来像“翻译体——就是在青年时期从欧洲小说英译本里学来的堆砌辞藻的风格”。埃德蒙·威尔逊批评她的文风“漫漶无际、自命不凡、艰涩无比”。
    苏珊·桑塔格的创作思想显然以表达苦恼心绪为主，类似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不过她的苦恼多是故作姿态。桑塔格的才华逊于贝克特，但生活上的铺张程度却高过他。她唯一鲜明的创作技巧就是缺乏幽默。然而在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当中(原谅我没在文化修养这个词上加双引号)，桑塔格的名气不逊于任何美国作家。
    她的魅力究竟从何而来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她将势利心态和自我推销的技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卡尔·罗利森和丽莎·帕多克合著的《苏珊·桑塔格：偶像的诞生》一书中对后者有极为精彩的披露)。桑塔格的出版商将她精心包装成一个深邃、美丽、前卫、法国化的严肃知识分子，而桑塔格恰好也是一位激进而时髦的作家——年轻时确实给人一种融欧式知识分子与迷人的美国女性为一体的印象。

苏珊·桑塔格
    但有趣之处就在于苏珊·桑塔格在美国之外从来没有流行过。与她合作过的第一个英国出版商因为作品销量太低而和她解约了。她在法国也不吃香，这没什么奇怪的，她那套模仿而来的法式知识分子做派，在法国遍地都是。她的左翼政治观点树立得太晚——直到 1982 年，她才放弃了原本的政治立场，重新以反极权主义者的姿态出现，这让她沦为那些持异见的苏联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笑柄。她在意大利也不太受重视，只有在美国这个追捧欧洲文化的势利心态以及文化自卑感挥之不去的地方，她才能够获得现有的成功。以色列作家尤拉米·卡纽克对她的评价是：“苏珊·桑塔格把美国利用到了极致。”
    苏珊·桑塔格为《纽约书评》杂志撰稿多年。如果谁想要以一个单独的机构作为切入点研究美国知识分子的势利，那么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熟读这份政治/文化双周刊的目录和撰稿人名单。这本杂志从 1962 年创刊,就有一股很浓重的势利色彩(其时正值纽约报界大罢工，《纽约时报》和《书评》杂志暂时停刊，《纽约书评》借机创刊)，初期撰稿人包括 W. H. 奥登、艾德蒙·威尔逊、罗伯特·洛威尔、玛丽·麦卡锡、以塞亚·伯林，还有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通常是他的搭档罗伯特·克拉夫顿对他的访谈)。
    这些作家不仅站在美国文化金字塔的巅峰，而且带有优质知识分子的标签——奉行全球主义思想、眼界宽广, 还拥有英式文化品味和人脉背景。如果文化也能分出阶级的话，那么《纽约书评》无疑属于文化界的上流阶层。

《纽约书评》创刊号，此为五十周年影印版。
    《纽约书评》创始人之一、诗人罗伯特·洛威尔是另一个彰显美国知识界势利心态的典型人物。洛威尔身材高大，不修边幅，患有精神疾病——一种周期性爆发的可怕的躁郁症，发病时刻常有疯狂的言论，比如认为希特勒绝非妄人。洛威尔才华横溢，又通过苦读获得了深厚的文学素养，不过他的名望却主要来自于显赫的家世——美国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寒微，相比之下洛威尔简直可以算是皇族之后，而他也毫不犹豫地把家世当作筹码搬上台面来。让他声名大噪的一本书是《生命研究》，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家族和成长环境，无处不流露出浓厚的上层阶级的腔调和氛围——这自然就是他耳濡目染的世界。他还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作《我和德弗罗·温斯洛舅舅共度的最后一个下午》。各位得承认，如果诗名改成《我和萨米·夏皮罗舅舅共度的最后一个下午》，恐怕全诗的光彩都会黯淡许多。
    作家诺曼·梅勒在反越战作品《夜幕下的大军》中，把自己卑下的社会地位与洛威尔的崇高出身做了对比：“人不想发胖却偏偏发福，想做雄鹰或者伯爵,或别出心裁想在这些该死的民主国度里当天然贵族，结果却成了小丑式的暴发户。对于这些，你(洛威尔)知道些什么?”可怜的诺曼·梅勒，永远落伍于时代，他仍被传统的 WASP 贵族式势利行为所困扰。
    作家群体一旦势利起来，无人能出其右。在《纽约书评》的辉煌年代(约为 1963—1984 年)，所有作家都渴望给这份杂志撰稿。如果世上的罪恶可以“株连”，那么荣光大概也可以“分沾”。一想到自己的文章有可能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访谈以及贡布里希的艺术评论出现在同一版面，美国的知识分子都会兴奋到浑身颤栗。《纽约书评》的崇英倾向非常明显，某些版块收录英国作家的文章甚至多过美国作家，尤其是那些受过勋的英国知识分子(如特雷弗·罗珀、诺埃尔·安南、索利·扎克曼)。当时有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纽约书评》的两个主编之一去了伦敦，受到接待的规格之高堪比休假回家的驻印总督。《纽约书评》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后来英国又仿效它的模式搞出了一份《伦敦书评》。

《纽约书评：争鸣五十年》纪录片海报，导演: 马丁·斯科塞斯。
    美国学术界再没有第二份杂志能像《纽约书评》一样如此成功。每两周一期的新刊填满了各大高校鸽笼一般的邮筒，大学教师把刊物拿回家，迫不及待地接受文学、艺术、音乐上的指导，最重要的是了解政治方面的看法。《纽约书评》在高雅文化和激进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鲜明的联系，把左翼观点变成了高雅文化的内在属性。杂志的撰稿人有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斯特拉文斯基、W.H. 奥登、威尔逊、洛威尔等人——另一些人也因为在杂志上露脸而扬名不少：戈尔·维达尔、苏珊·桑塔格、伊丽莎白·哈德维克、克里斯托弗·拉什等。著名的左翼反传统人士、记者 I. F. 斯通也通过《纽约书评》再度回归文坛。
    如果这份杂志不曾刊出他们的文章，这群人绝不会收获如此文名。当然，这份杂志也确实出版了很多有益而精彩的、甚至可以说比较高尚的内容。而且，它可能是美国唯一一份从创立开始就没有亏损的杂志，因为全美国的出版商都迫不及待地向它投放广告。《纽约时报》的声名只有一半来自它在智识上的含金量，另一半则是来自于它挥之不散的势利气息。

《纽约书评：争鸣五十年》纪录片剧照。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纷纷向那些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文章的学者伸出橄榄枝。因为在《纽约书评》上刊文就意味着作者已经得到了知识界的认可，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专业能力得到了认可，也就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
    这不是一个发掘学术新星的地方，但对那些年轻作家——比如布鲁斯·查特文、朱利安·巴内斯、罗伯特·斯通等人而言，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意味着他们在经受了重重试炼之后终于登堂入室，进入了知识界的上流。《纽约时报》从来不会抨击麾下那些神圣的人物，如拉什迪、戈尔·维达尔、苏珊·桑塔格等人，不管他们的观点多么愚蠢，为人多么刚愎自用。

随着奥登、威尔逊、伯林、斯特拉文斯基等人相继辞世，这份杂志的水准已经有所下滑，但多年来仍然是美国学术界的喉舌，同时也是某些虚伪人士的精神乐园。他们假装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但从来没有一刻愿意走出那个品味高雅、智力优越、集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势于一体的乌托邦。
    这是一份供少数幸运儿(规模大概不过几万人)聊以狂欢的刊物，让一群政治观点左倾激进、生活方式右倾享乐的知识分子，悠游安稳地生活在势利那缥缈的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