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 李梦 发自香港

朱天心 拍摄：李梦
    台湾作家朱天心生了一张小而圆的脸。她眼神柔和，讲话声音不大，节奏平缓，语调沉静。你很难将这样一位外表温和甚至有些柔弱的女作家，与评论家笔下那位“眼里糅不得沙子”的、又强悍又敏感的“老灵魂”联系在一起。
    “我和姐姐(朱天文)很不同。”在今年香港书展的一场专访中，朱天心告诉我：“她非常温和，对人很宽容，永远看到人的好处。而我呢，很执拗，很固执，总是可以强烈感觉到人坏的一面。”
    说完，她笑了。
    朱天文和朱天心是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文坛知名的“姐妹花”：姐姐朱天文是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妹妹朱天心十九岁那年写成《击壤歌》，一举在文坛成名。
    在《击壤歌》的序言中，胡兰成甫一开篇便将朱天心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相提并论。对于当时初出道的少女作者来说，这确实不免过誉，不过，胡兰成看重的，或许是朱天心文字里“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豪情与诗意。
    “你还没有写出像《洛丽塔》那样的书，怎么可以轻易放弃?”
    性格硬邦邦的朱天心，从来都不是“合群”的人，小时候不是，现在也没有改变太多。读书的时候，学校老师给她写评语，每每先夸赞一通她的聪明、成绩好，然后接上一句“性格孤僻”。
    朱天心知道自己人缘差，不懂变通，不愿妥协，也知道自己见到看不过眼的事情就一定要说出来，“像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不吐不快”。如今回想，她发觉自己性格中那些刚硬的、不易折弯的部分，固然与天性有关，也与父母当年“野放”式的教育方法不乏关联。
    朱天心祖籍山东，祖父那一代搬至江苏宿迁，父亲朱西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随国民党部队迁徙至台湾，并在这里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刘慕沙，生下三女，分别取名天文、天心以及天衣。生长在眷村，小时候经历过全村人共用一部电话的困窘年月，朱天心却从来不觉得那些日子苦，只觉得彼时的街坊巷里人情味浓郁，远非如今隔膜的都市生活可比。
    那时候，朱家住处窄小，只能摆得下一张竹床，客厅与餐室共用一间。尽管如此，父亲的文友仍常常来家中聚会，挤在这小空间里谈天说地，很热闹。幼年朱天心眼中的那些叔叔伯伯，要么是诗人，要么是作家，谈话的内容也每每围绕文史哲种种展开。
    文学同道在朱家聚会的时候，朱天心常常在场。父母从来不会因为朱天心年纪小，就阻止她聆听或加入成年人的对话。“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谈话，听完之后还私下跟父亲讲，我觉得你的这个朋友或者那个学生人不好哎，你为什么还要跟他来往?”朱天心记得父亲听过她“谏官”式的一番论理，并不反驳，只是笑笑。
    父亲温和，却并没有也不想“驯化”朱天心，不想将她身上的棱角磨圆，模塑成姐姐朱天文那样温润、柔和的女性。朱天心依然可以不管不顾地过日子，想读什么书就去读，想做什么事就去做。“父亲从来不会告诉我，什么年纪应该看什么书。家中的书橱与书架，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向我敞开。”
    如果没有父亲的“野放”式教育，朱天心哪有可能在十二岁那年，不知怎的便从家中的书架上取下一本《洛丽塔》，一看便放不下了。后来，每当朱天心在写作上想要放弃或有所动摇的时候，她都会对自己说：“喂，你还没有写出像《洛丽塔》那样的书，怎么可以轻易放弃?”
    母亲刘慕沙在女儿教育的问题上，更是放得开。这位凭借翻译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日本著名作家作品而享誉台湾的翻译家，在日常生活里却是一位大咧咧又随性的女子。她喜欢踩脚踏车接送女儿上学放学，她收养了几十只流浪的猫狗，甚至会将朱天心和姐姐从学校带回来的空便当盒，给家里的狗狗舔过一通之后，再去洗刷。
    “你说父母不关心我们吧，其实也不是，总有一只眼睛在那里看着，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干涉我的选择。”朱天心说。从她十九岁凭借被誉为“台湾版未央歌”的《击壤歌》初入文坛，到她决定以文学创作为终身的志向，再到她近年来频繁地参与台湾社会乃至政治议题的讨论，父母从来不曾有过干预或干涉。
    朱天心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父母的开明，她或许不会选择文学创作这条路。“只有在一种自由的、没有禁区的环境中，才会自然地走上这条道路吧。哪怕再好的书，如果父母规定我这个周末一定要把它读完，我都会觉得我什么行业都可能选择，就是不会选择写作。”
    “为什么要将所有的小孩子都培养成行道树呢?”朱天心说：“万一他其实是一棵大杉树呢?”
    长大后的朱天心，依然像当年那样，不愿跟从所谓主流的价值观，不愿人云亦云。她特别害怕看到当年志趣相投的亲密友伴，随着年纪渐长，为了完成所谓的“社会化”，为了与大多数人趋同，将自己“曾经的亮光、尖角以及像石头那样悍厉的部分都磨得精光”。她非但不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成熟人”的标志，反倒替他们可惜。
    只是，要避免“尖角”被磨圆，要扎实地做自己，需要付出很多代价。在朱天心近作、2015年出版的《三十三年梦》中，她对于台湾另一位著名作家及文化人吴念真的评价，便引来坊间不小争议。
    书中，她提到吴念真与朱天文合作担任侯孝贤电影编剧时的往事，称吴念真所谓的“联合编剧”不过是在“(剧本成型前)最后一个星期填上生动口语之闽南语”，还非要在编剧费用上要求朱天文与他四六分成。朱天心称呼同在眷村长大的吴念真为“矿工之子”，说这位小时家境困窘的知名文化人现时已“不穷很久了”，还说在意大利时见过这位“矿工之子”对于名牌的“娴熟与不手软”。
    此书出版后，自是引来众多风波。朱天心也随性，朋友做不成便不做，没什么大不了。她宁愿失去一些朋友，也做不到明明觉得某个人在性格或者为人处世上有问题，却只敢在背地里抱怨，见面时，照样左一个“大师”、右一个“名人”。
    “我觉得那样好虚伪。”朱天心说：“我本能地厌恶一切断裂的、虚伪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讲一样话的人已经太多了，文学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与世人同调。”
    将光鲜的剥开来，露出真实
    从某种程度上说，朱天心与女儿谢海盟很像，都是孤僻的性格，都倔强，对于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任谁劝都不听。不过，朱天文眼中的谢海盟，比她要倔强刚硬得多。
    常常有人说，性格过于相似的人，要么会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好友，要么容易反目——因为太过了解彼此，总是可以轻易戳中对方的痛处。朱天心与谢海盟这一对母女便是如此。她们拥有文学这一共同爱好，本应和睦融洽，相谈甚欢，却因为一件如今看来不过芝麻大小的事情，从2010年到2013年，冷战了整整三年。
    “那段时间里，我感觉她好像想将我逐出她的生命中。”朱天文说。
    事情发生得很偶然。谢海盟关心动物保护多年，某日看了一套名为《血色海湾》的纪录片，影片讲述日本人大量捕杀鲸鱼而引起的海洋生态问题。一次家庭小聚，谢海盟提到这件事，忿忿不平，抱怨指责了很久，又问母亲：“你和爸爸以后还会去日本吗?”
    朱天心没怎么多想就答“是”，不想却因此激怒了谢海盟。女儿无法理解母亲为何对一个虐待动物的国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而那时候的母亲也不能了悟女儿的焦急心情。“为什么不能去日本?这明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朱天心没太多想，又冒出一句话：“你不是也常常看日本动漫吗?”
    没想到，这样一句看似平常的反诘，却引来母女之间的一场长达三年的冷战。在此期间，同居一屋，一对母女竟可以一句话都不讲，全靠朱天心丈夫、文学评论家唐诺传话。母亲再怎样示好都无果而终。有次，朱天心与唐诺去探班谢海盟，闲暇时一家人散步，父女二人在前面走着，有说有笑，剩下母亲一个人跟在后面。
    这件往事，被朱天心写进散文集《三十三年梦》中。直白，不遮掩，好的、不好的，都讲出来。这对倔强又要强的母女，后来因为女儿遭遇的一场忽如其来的车祸，重又和好如初。两人约定，再不冷战，要沟通，哪怕吵架。
    朱天心这不吐不快的性格，在《三十三年梦》中谈及周遭人事时，异常鲜明地表露出来。她从不避讳谈论不完美的世事，倒不是存了落井下石之心，而是“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人生态度的映照。她写蒋勋曾去旁听胡兰成的课，事后不认，如今又想要来沾光;她写李昂当年嘲笑她是“国民党打手”，她写文回击，后来两人在一场学术研讨会期间成为室友。她将光鲜的剥开来，露出真实，或许残酷，或许冰冷，这些却是她念兹在兹要指给世人看的。
    《三十三年梦》谈论京都，一座她反反复复地去过三十多年的城市。朱天心记得第一次去京都是跟胡兰成一起，初见便觉惊艳。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均在那城市的一屋一瓦中找到投影。过去这三十多年，朱天心去京都看樱花，樱花看过看红枫，枫叶之后又见雪落，总也去不够。那座城市也几乎成为她的“储物柜”，她的怀旧地，甚至情感上依恋的原乡。
    朱天心并不是高产的作家，从2000年便构思动笔要写的长篇，迟迟未见踪影，倒是这本散文集先出来了，以她熟悉的那种怀恋的、回望的笔法。“藤壶”是书中的一个重要意象，蔓生，绵延，缠绕。她想将这些生活里的“藤壶”一一摘落，然后轻装上阵，可是，仍然有评论家认为她泥古，动辄说“我记得……”或者“我想念……”，根本见不到奋进的时代潮流。
    用写作记录历史边角处的人和事
    朱天心经常读到动辄这样劝她的评论文章：“我们正在往新的时代去，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谈论少数外省人受的委屈?”然而，在朱天心看来，她穷根究底的，不是外省人究竟曾经受到过怎样苦痛且不公的对待，而是如果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却没有人在意，那些缝隙中的人或记忆被遗忘，被有意或无意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实在是一件再可惜不过的事情。
    因此，她写《我记得……》，写《方舟上的日子》，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古都》，都是为了记录那些历史边角处的人和事。她用“瓦砾时代”来形容如今文学写作的处境，在这样的景况中，“专业的问题不必用文学来回答，远方的新鲜事物不靠文学描述来递送，革命不必靠文学来吹号，好听与怡人的故事也不再由文学来讲，甚至，人们已经普遍不再从文学里寻求生命的谏言”。这样说来，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又能从哪里找寻吗?从“小确幸”里，抑或从“认真你就输了”这样的戏谑之言中?
    朱天文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读书的时候，身边的同龄人，不论出身理科或是工科，总喜欢在业余时间里读一读张爱玲或者是白先勇的小说。如今呢?某次台北一间精英名校的女中学生请她荐书，朱天心推荐那女孩子读张爱玲，谁知换来一句“张爱玲已经去世很久了吧”。她又推荐了白先勇，同样换来颇为不屑的应答：白先勇也不过是一个老头嘛。
    朱天心只剩下苦笑。沃土不再，种子去哪里发芽?
    可是她依然坚持在写，在发声。
    朱天心一家三口至今住在一幢只有六坪(注：一坪为3.3平方米)大小的老房子里，家里没有书桌，但凡想要写作，必定得离家，去到住处附近咖啡馆中。
    朱天心的丈夫唐诺是摩羯座，一定要将每一天的日程排得又严谨又有效率，不像朱天心，双鱼座爱浪漫，有时也任性，不喜欢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过，对待写作这件事情，夫妻二人与女儿的勤奋与努力倒是不相上下。每天早上九点左右，唐诺先到咖啡馆，等朱天心和谢海盟来到之后，三人分开三张桌，一齐写作，直到下午两点。工作时，三人并不交流，直到下午返家路上，才闲聊两句。
    “我始终认为，要是你老实地站在南极，你跨出任何一步，都是在往北走。要是你在谷底的话，任何一个跨出，都是在往上走。”在今年香港书展的讲座现场，朱天心如是说。
    说这话的时候，她语调依然沉静，听者却能从这句子中，咂摸出不少自信。说她固执也好，说她偏狭也罢，当年《击壤歌》中那位想飞的小虾，一路走来，似乎都不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