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台湾作家舒国治在《门外汉的京都》里所说，你甚至可以寻找梦里依稀望见的轻掩柴扉和深深庭院。有人骂日本人平日行事拘谨虚伪，刻薄寡恩，却难以否认其维系生态与文明环境品质的卓异细心。更可怕的是，连韩国人都有“华夷变异”之心，不过他们这样想是有理由的，就拿传统儒教礼仪来说，韩国首尔的成均馆大学中附设孔庙，每年春秋两季必定要礼服祭拜，严格仪轨之道。据说国内孔子家乡曲阜有一次举办祭孔典礼，祭服设计却是混乱不堪，颇被韩国人所讥。那就难怪人家有“华夷变异”的叛逆之心和秉持儒教正统的咄咄自信了。
     讽刺的是，京都这牧歌式的庭院氛围据说还是拜一个中国人--梁思成所赐，他在地图上标明了主要建筑的位置，避免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最近有新闻说京都要立梁氏的铜像，听到这个消息我不但没觉得高兴，反倒好像重重挨了一记耳光，因为在我看来，梁氏当年极力想保护的北京城被拆得如此七零八落，和京都相比犹如一块凄惨的文化沙漠。去了京都后，你会憎恨自己怎么如此轻易地就成了“哈日一族”？也由此理解了当年周作人成为“汉奸”的一种悲苦和无奈，他笔底的文采深深染有日式的气息，可又如中国文化品位的残留物。我想那种无奈一定是寒彻骨髓的，自己的文化被邻居拿去后变成了真正的精神资源，而我们却通过破坏自己源远流长的文明不断作践自己，在这种自杀式的自我阉割式狂欢中还冠冕堂皇地大谈“民族振兴”，“振兴”的标准据说是因为某个国力指标超过日本。可在我看来，“北京”和“京都”比，就像一个败家子把自家房子拆了，搭了一个劣质的仿造品，还硬说是文明的再造和“进步”。
     说到这里我们还似乎只指明了“汉奸”发生的外力渊源，即过度的文化摧毁导致了莫名的文化自卑，但还未涉及“汉奸”成群发生的主体动因。此点非三言两语所能道破，如果用最简捷的表述，可以说中国人行为具有内在于骨子里的利益导向，即在行动中往往选择最有利于己的方面，表明利益合法性的一些“正名”原则其实并不具有实质的制约作用，所谓“义利之辨”不过是个说法，很难真正构成内在的心理紧张。《三国》的再度流行就约略可以印证此点。《三国》里的人物行动均是以利益为导向，唯一的合法性符号就是“汉室正统”，似乎代表“义”的一方，曹操不敢私自篡位，即受此限，但除此毫无实质约束力的符号之外，故事展现的全是勾心斗角的权诈之术。刘备以“义”为标尺，行为却诡诈异常，其实，争正统的结果延缓了历史走向合理的进程。故有人认为赤壁之战使曹操无法一统天下，实乃历史悲剧。以“义”之名行不义之事是历史的常态，在这种常态教育下，国人中常出“汉奸”倒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