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特等人的行为，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广大指战员不予理睬。彭德怀很生气，站了出来，出面与李特讲理。这时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走在红军大学的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
     正当李特与毛泽东对峙的时候，原共产国际顾问、红军大学教员李德正好骑马经过这里，与李特发生了冲突。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李德也在苏联学习过，又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因此两人私交不错，见面时一般都用俄语交谈。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
     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第一个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一会儿，李特和李德用俄语争吵对骂。博古说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是奉命行事。在追上毛泽东后，李特出言不逊，态度傲慢，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但当毛泽东晓以大义之后，李特没有再为难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仅带领部分红军大学中的红四方面军学员南下。然而这一次持枪阻拦红军北上，就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先念就攻打安西失败为李特洗冤
     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西路军参谋长。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转移到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山一带时，已不满3000人。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军，与追敌血战竟日，第二六五团损失殆尽，第二六七团也遭受很大伤亡。李先念的指挥所，一度被敌骑兵从三面包围，险些被敌人冲掉。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认为部队“已战到最后”，“只有设法保存基干”。大家都明白，毕竟失败已成定局，谁也无力挽回了。大家心里都很悲痛，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陈昌浩眼含热泪，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一）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二）由李卓然、李特、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八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三）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三个支队，李先念、王树声、张荣（占云）各率领一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
     很多书刊把西路军左支队冲出祁连山之前打的最后一仗——安西之战的失败归咎于李特，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4月24日，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进至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石堡城，准备攻打安西县城。此前，马步芳已经判定红军“似将向嘉裕关外奔入安西、敦煌，西入新疆”，严令各路人马尾追堵截。4月23日，驻防肃州的马步康旅奉命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于当晚进驻安西。原在石堡城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发现敌人增兵，便赶忙出城向红军报告。但西路军多数工委委员一致认为，敌人不可能获悉左支队的行踪和计划，“增兵”之说有诈，商贩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李先念是负责军事指挥的，他决定仍照原定计划当夜攻城。安西县城面积不大，但城墙均系黄黏土筑成，又高又厚，利守难攻。李先念、程世才将部队分为两个梯队，于当晚从城东和城西发起进攻。但第一梯队刚进至安西城东关，即遭守敌的猛烈反扑，山炮、迫击炮、机关枪吼声大作，火光遍地。第二梯队向城西门进攻，也遇到敌人密集火力的压制，几次冲锋均未成功。红三十军政委程世才回忆说：“事实已经证明，那位老乡（商贩）的话一点不假，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李先念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攻打安西失利，主要原因在于未弄清敌情的变化，以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在进行防守。李先念晚年曾为李特“洗冤”，他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