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

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

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

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