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

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

那时候·华侨遭遇 印尼出动军警和装甲车迫迁华侨

（新华社1960年7月3日播发）

雅加达消息：印度尼西亚有势力集团在西爪哇掀起的大规模迫迁华侨的活动已进入十分紧急的阶段。

6月29日上午，一名军官、一名警官和五名武装士兵和警察分乘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开入马者拉夜，强迫命令当地华侨立即迁到万隆去。当地华侨向他们申诉困难，说明了难以搬迁。一个士兵就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搬出去，就把你们送到法庭去，在那里来解决你们的问题！”

6月30日清晨，西爪哇军事当局果然派出了包括约有二十五名武装军人、十名武装警察和十名乡村自卫队员的大批军队到那里去执行迫迁的命令，他们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封锁了马者拉夜和万隆之间的交通。

这些军人和警察挨户去敲华侨住宅和商店的门，命令他们立即把东西搬到卡车上。军人到一个华侨家里强行拆掉了卧床。另一名军人在一个名叫锡良的华侨的门口朝天放枪进行威胁。一些军人冲进了一个华侨的家中，把部分的家具强行装进他们的卡车上。

那时候·世界声音 苏哈托操纵国内反共情绪

（日本《朝日新闻》1967年10月30日刊发）

由于27日中国政府关闭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声明，北京-雅加达的关系断绝了。

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内部肯定是有这样的判断：由于这项措施，“印度尼西亚失掉的东西很少”。看来，竭尽全力重建经济的苏哈托政权由于同中国断绝关系，将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当前的态度是进一步加强要求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在明年度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援助。

但是，即使不说不结盟中立外交路线由于这次措施而褪色，在国内也将又遇到一些重大问题。首先，加强了信心的右派如果坚决要求真正的断交，就很难办。其次，有牵联到国内华侨的问题。政府对掌握国内经济核心的华侨是很伤脑筋的，不敢施加极端的压力，而采取同化政策。第三，据说是受北京领导的共产主义者的地下活动更激烈了，预料将成为国内治安的很大的负担。

苏哈托政权甚至使人觉得它乘上中国影响减退的国际潮流，巧妙地操纵国内的反共情绪，把对华关系作为重建经济的交易工具。苏哈托政权到底是否“失掉的东西很少”，是不容立即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