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格局剧烈变化的时期。由于中国在战后世界上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内部的这种剧烈变化自然会引起外部力量的关注和干预，而这种外部力量的作用又会对中国内部局势变化产生影响。本文就这段时期中共和苏联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抗战胜利初期中共和苏联政策上的矛盾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成熟时期。通过领导敌后抗战，中共在人民群众中建立了崇高威望，并建立起一只强大的人民武装，另一方面通过思想和组织上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能力。到抗战末期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遍布19个省区，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人口一亿多，控制县城100多座，军队达100多万，民兵220余万。因此中共有理由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也将迅速走向胜利，至少是建立一个中共发挥主要作用的联合政府。早在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就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到：“这次抗战胜利，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同时毛泽东对在抗战后获得苏联的援助，加速革命胜利充满信心。因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上苏联曾多次在中国革命困难时期给中国革命提供过帮助，在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式高涨的时期苏联更会向中国革命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二战末期苏联在东欧帮助各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毛泽东有理由认为苏联在东方也会实行同样的政策。因此在七大的报告中毛泽东说；“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注意就不灵了。”
     然而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预料相反。首先，苏联虽然在二战中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但其本身的力量也受到了巨大损失。苏联在二战中死了2606万人（占战前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西部大片的领土化为废墟。战后的现实使苏联只能把力量集中在欧洲，在东亚只能施加有限的影响。第二，在二战结束前后苏联的主要外交目标是维持和西方的战时友好关系，因此避免对西方势力范围内发生的革命进行公开援助，而雅尔塔协议中中国的大部分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第三，在抗战期间，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中共之间就中共如何帮助苏联的方式有分歧，使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产生了怀疑和偏见。因此苏联把战后的中国划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之外，支持美国关于由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政权的政策。但苏联也不希望战后的中国完全倒向美国，希望中共能进入战后中国的联合政府，维持在中国的一定影响力，维持中国内部的势力均衡，使之在美苏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正如后来斯大林在和蒋经国的会谈中说的“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如果蒋介石考虑让共产党管辖几个省还是可行的。”因此苏联在战后的中国政策是承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以换取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获取的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其对中共的政策是为其整个中国政策服务的，但也是有最低限度的，即不允许中共被消灭，由蒋介石在整个中国建立倒向美国独裁统治。
     中共和苏联自在战后政策上的矛盾在日本投降后迅速表现出来。日本投降时中国的形式对中共是很有利的：当时国民党军队还都龟缩在西南、西北，远离日占中心城市，而这些城市大都处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包围中，因此中共主张迅速占领这些城市，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占领这些主要城市，既可以在内战爆发时增强中共的力量，也可以在谈判组建联合政府时增加中共的谈判实力，因此毛泽东的主张使利用日本投降的机会迅速控制沦陷区的大中城市，194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写到“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是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力的干部到那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城市问题。”8月16日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蒋介石发言人前一天谈话的评论中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制止内战的唯一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华东局说“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同时有又给晋察冀等分局发电说“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毛泽东是不抱幻想的。对于蒋介石的和谈邀请，毛泽东出于对当时形式的考虑和血的历史教训也是不想去的，这倒不是处于对自己安全原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和当时中共大举出击的战略是矛盾的。正当中共准备全面出击时没想到斯大林在8月间两次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这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又说蒋介石以再三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是，再此情况下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内战，战争的责任谁担负？苏联的态度表明一方面苏联不相信中共有赢得内战的实力，不愿意公开支援中国革命，同时又不愿意看到中共在内战中被消灭的矛盾心理，因此劝说中共和国民党政权妥协。苏联的态度使中共处于尴尬地位，中共不得不放弃了占领城市的计划，把胜利果实拱手让给国民党，在实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使自己在谈判中和后来内战爆发时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毛泽东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此后中共开始冷静的考虑苏联战后的中国政策，打消了对苏联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到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