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3日，在岳阳县一区（现康王桥镇）发生了一起震惊湖南省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一伙匪徒勾结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窃取区武装中队枪支后，杀害区干部10人，农民1人，伤3人，绑架6人，劫枪27支，弹药一批。史称“四三”反革命暴乱案，又称“四三”惨案。
     潜伏反共爪牙伺机卷土重来1949年7月，岳阳和平解放。南下干部与解放军官兵同岳阳人民一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运动中。然而，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社会惯匪流氓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亡我之心不死，组成反革命武装，继续猖狂与人民为敌，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原国民党岳阳县自卫大队营长胡坤和胡春台，就是两名残渣余孽。解放前，他们充当岳阳反共头子、伪专员王翦波的爪牙，坚持与人民为敌，干尽坏事。王翦波逃台前，即令胡匪潜伏下来，发展匪特组织，与共产党暗中争斗。
     岳阳解放后，胡匪一方面伪装向人民投诚；一方面暗中网罗残匪伺机暴动。由于我党政策开明，胡春台、胡坤等弃暗投明的旧军人均受到宽大处理。胡春台被安排回原籍岳阳县康王桥参加生产，胡坤被派往长沙军政大学受训。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乘县一区区中队组建之机，派特务刘湘涛、任笃初、刘世文等隐瞒身份，打入区中队，并伪装积极，分别骗取了分队长、情报组长、班长等职。1950年2月，胡坤离开长沙军政大学，回到老家岳阳县平地乡，暗中与匪首胡春台、黄菊秋等纠集旧部，招募社会渣滓，组成武装股匪。他们横行山林湖泽，为非作歹，成为威胁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极大祸患。
     阴谋策划暴乱，胡坤提前行动3月26日，匪徒们在胡坤家集会，成立反革命组织――“湘鄂赣闽边区剿共总部”。胡春台自称司令员，胡坤、李高峰任副司令员，方朝盘任书记长，黄菊秋任副官（政治主任）。同时，由胡春台出面，唆使原国民党团长李炳锡在临湘县纠合旧部，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由胡坤出面在岳阳县秘密串联一批土匪旧部和恶霸地主，以互相策应，壮大声势，伺机在两地同时发动反革命叛乱。
     3月底，胡坤纠集同伙10多人，召开反革命暴乱秘密会议。会上，特务刘湘涛等提供了一区党政干部及区中队人员武器配备情况。匪徒们分析认为，一区区中队虽有指战员60多人，但居住非常分散：一部分在白湖寺垦荒生产；一部分随同工作队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运动；留守区政府的人最少，加之有区中队几名特务互通情报，里应外合，十分有利于暴动。经过策划，匪徒们确定了具体行动方案：首先设法夺取一区中队枪支，得手后再攻打一区政府，抢夺公粮，摧毁农会。后夺取三、六区区中队武器，再会合李炳锡率领的叛匪，攻打岳阳和临湘县城。得逞后与台王翦波等联系，寻求支援，进而同人民政府长期对抗。
     此时，中和乡干部按照减租退押的有关政策，责成胡坤退还佃户部分钱粮。胡坤憋不住这口气，乘胡春台去临湘策动叛乱之机，擅自主张，决定提前发动叛乱。4月2日，与特务刘湘涛等密谋策划了行动方案。
     阴险窃取枪支，凶残追杀干部4月3日早饭后，刘湘涛采用调虎离山计，假劝一区区中队副指导员蔡玉芬去治病，将蔡玉芬骗离驻地白湖寺。上午9时许，天气骤变，乌云密布。刘湘涛命战士们去白湖山上开荒，并强调只带锄头，枪支留驻地。
     上午10点许，胡坤率匪17人窜到区中队生产基地，按预约暗号与刘湘涛联络后，直奔存放枪械的房间，窃取了区中队的18支步枪和1支手枪。
     随后，胡坤即命十几名匪徒分两组行动，一组去白湖寺追杀副指导员蔡玉芬，一组去西塘追杀主持全区工作的一区区委副书记孙锁成。
     蔡玉芬看完病，动身回白湖寺，走出不到1公里，忽见混进区中队任班长的特务刘世文等人急冲冲迎面走来。蔡玉芬先打招呼：“刘班长，哪里去？”“送你上西天！”刘世文恶狠狠地答道，同时向蔡玉芬开了一枪。蔡玉芬闪身跳入路坎，躲在一棵大树后拔枪还击，一名叛匪应声倒地，蔡玉芬乘机越堤脱险。
     孙锁成在西塘检查工作，正在街上一缝纫店避雨。他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抱着一不满2岁的娃娃逗乐。突然发现五六个端步枪的人，径直朝店里走来。孙锁成连忙扔下茶怀，将小孩送进里屋。他刚拔出手抢，即被叛匪连发数枪击中，孙锁成当场牺牲。匪徒摘下孙锁成的手枪后，即返白湖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