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露狰狞面目血洗政府机关胡匪一伙在白湖寺吃过午饭后，窜至康王桥，与混进区中队的6名特务会合，兵力增至23人。下午4时许，胡坤率众匪至驻康王桥李家大屋的一区区政府，命10名匪徒在桥头和四周要道设下埋伏，将区政府包围，并切断电话线。胡坤带13名匪徒冲入区政府院内，区中队叛徒刘世文、李美盘等冲在前面。
     此时，阴云密布，吃了晚餐的15名留区干部大多回房间，有的在阅读报纸文件；有的打点行李做下乡准备，对匪徒的突袭毫无戒备。
     叛匪直冲区干部住所，正遇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王良玉从房内出来，举枪便射，王良玉当场牺牲。与王良玉同住一房的区中队队长张三来左臂被枪打伤，血流不止，他忍痛继续搏斗，拖住匪徒不让冲入楼上。
     独立团排长王应德、县大队干事马宗廷、炮兵连班长彭光朝、区中队分队长李梓清等听见枪声，知道情况有变，便各自为战，据守住房与土匪展开搏斗。激战约半小时，子弹全部打光，4人壮烈牺牲。刚参加工作的区青年干部谭子贵，因缺乏战斗经验，听见枪声便走出房门观看，被土匪击倒。正在另一房内研究工作的区长杨仲英、区委宣传委员侯国珍、妇女主任赵林钦3人听见枪声，知道情况不好。杨仲英看到情势危急，命令大家保存力量，突围出去。
     侯国珍为掩护其他同志，一脚踢断窗户木栏，从4米多高的屋顶跳下去，将匪徒吸引到自己身边。杨仲英、赵林钦两人越过屋顶隐藏起来。赵林钦脚踩在瓦片上一滑，噼里啪啦掉下了一些瓦片，她的一只布鞋也掉了下去，被土匪发现，朝她这边开了几枪。赵林钦扑在瓦上不动，只听外院的土匪喊：“死了！”
     胡坤见屋内人已杀光，即吩咐大股匪徒留下搜查钱财武器和文件，自己带一名土匪追赶侯国珍。侯国珍从屋顶跳下时，脚受了伤。他忍痛拔腿向西塘方向奔跑，将追击的土匪引出距区政府1公里多远。眼看被土匪追上，他转身躲入一厕所内。不料被埋伏的3名土匪捉住杀害。
     胡匪血洗区政府撤退后，傍晚，幸免于难的杨仲英冒雨跑到30多里远的县城报案。赵林钦从屋顶跳入水渠爬出后，浑身湿透，被当地一位老大娘救进家里掩护起来。
     当日深夜，匪徒10多人到一区和平乡十四村，抓走了正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区公安员康镜秋和县公安局侦缉员陈海泉，第二天早晨将他们绑到西元冲枪杀，劫夺手枪2支。
     军民奋力围剿匪特纷纷被擒由于通讯遭破坏，直到4日凌晨3时，岳阳县委才接到杨仲英的报案。县委书记赵冰岩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并向省委和地委作了汇报。会议决定成立由县大队政委陈仕林、县长罗西芳、公安局长范福海和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政委王衍铎等组成的剿匪委员会，对岳阳驻军和地方武装实行统一指挥。
     4月4日清晨，按照会议部署，岳阳县县大队和公安局的武装配合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前往围剿。由独立团抽一个机动排和两个侦察班，县大队抽一个排，负责保卫一区区政府和押送捕获的犯人；公安干部负责了解敌情和审讯犯人；其余武装人员分头追歼匪徒。与此同时，省委、地委指示邻近的湘阴、临湘、平江等县派出武装力量严密戒备，防止胡坤一伙向外地逃窜。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网迅速铺开。
     面对我追剿部队强大攻势，匪徒们化整为零，潜伏活动。有的隐蔽山中，有的伪装劳动，有的躲藏亲戚家。同时，匪徒们收买一些地痞流氓和落后群众，假报胡匪去向。追剿部队则化装成农民、学生、商人，分散侦察，张网捕捉。由于我军的严密搜捕，加上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自4日至27日，经过20多天日夜追剿，除匪首胡坤潜逃外，其余全部落网，先后捕获匪徒34名，有16名匪徒在其亲属劝说下携械自首，其中24名罪大恶极者后被判处死刑。
     胡坤漏网逃脱后，仍不死心，他只身逃至香港，找到王翦波，接受了新的反革命任务和活动经费，于1950年7月14日在广州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15日傍晚在临湘县云溪站下车。他化装成收购茶叶的小贩，溜回岳阳县平地乡桃花岭。在刺探剿匪部队的动向时，被农民李汤民一眼认出。胡坤欲逃，李汤民即大呼“捉胡坤”。霎时，四面八方的自卫队员和农民群众手持柴刀、鸟铳、梭镖等蜂拥而来。胡坤为摆脱群众的追捕，边跑边将金戒指、钞票撒在路上，群众视而不见。胡坤正要爬上一条3米多高的土坎逃脱，被民兵梭镖刺伤，拖下坎来。这个十恶不赦的匪首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8月13日，胡坤被县人民政府公判处决。“四三”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为纪念在“四三”惨案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县委、县政府在一区及县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派员前往牺牲的7位南下干部老家山西等地对死难家属进行慰问、抚恤。11位烈士的忠骨安葬在康王桥黄峁山中。1954年11月，为满足烈士亲属的愿望，岳阳县政府派员将孙锁成、侯国珍、王良玉3人遗骸移葬山西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