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武汉沦陷后，三万抗战儿童被送往大后方。在这一项屈指可数的国共非军事合作中，宋美龄与邓颖超等却在抢救抗战难童的合作中，发展出一段超党派私谊，直至百年。
     “敌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伤员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1938年初，《大公报》数则日军掳掠中国少年抽血的消息震惊了人们。当年此类传闻似幽灵在各地不断浮现，中央社电报更证实，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抽血，沉尸，令郭德洁不忍熟视。身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夫人，消息灵通的郭德洁提笔写出《谨为难童请命》一文，并在文中透露了另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沦陷区，一批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战争而损失的人口，在奴化教育之下，让他们长大，转而重返中国，残杀同胞。
     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遭陷落，江淮一带难民涌向相对安全的湖北武汉，战时难童裹挟其间，充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此时无论他们是贫农之子，还是名门之后，失怙之后，只能在寒冬沿街乞讨游荡，夜里蜷屈街巷。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红十字会、防疫所只有推着车子到处收尸。
     在《大公报》所发表的《拥护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体告同胞书》中，曾以惨烈的数字，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国七千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敌人杀害死亡的，至少在十万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十五万以上。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四十万以上。因遭意外刺激，而精神失常的和残废的还不在内。”
    国共携手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汉口《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慈九，再也坐不住了。她呼吁发起儿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势的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无权的文人学者，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更关心来自美国的援助何时到达。
     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沈慈九想到了邓颖超。据儿童保育会发起人徐镜平日后回忆，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年1月24日，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议。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均儒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
     由于这个共产党组织的筹委会云集了中国知识界绝大部分名流和各民主党派，引起了国民党的担忧。关于儿童保育会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了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
    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时陷入紧张当中。为了保证保育会能顺利成立，他们想到了宋美龄，便约请她出来主持保育工作。
     保育会成立那天，宋美龄一身黑色丝绒旗袍，发表了三千字讲话，“当此国家存亡之际，何为男子应尽之职务？何为女子应尽之职务？原无分别，只与抗战有关，乃均能参加。”次日中央社以通稿的形式向海内外发布了信息，《新华日报》亦全文照登。这一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宋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
    一开始 ，保育总会并未赢得广大民众的好感。在国民政府崩坏的时代下，人们不免疑惑，“不会是要把我的孩子抓去当兵吧？”为扩大社会影响，总会先后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要人为保育行动发起人、名誉理事。宋美龄提议邓颖超为组织委员会主任，遭到国民党理事反对。邓颖超此后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作。
     保育会虽已运作，却无钱粮来路，极度紧张的国民政府财政，实在拨不出钱来。募集善款的工作，就落到了负责保育会工作的各位国民党家眷身上。这些地位显赫的女人，何时伸手向人要过钱？日后担任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就曾说，“我一遇到能捐款的人就脸红，他们看见我就头疼”。
     冯玉祥的二女儿冯弗伐则很会募款。她每次皆指令其父亲的秘书，给中央要人如陈诚、何应钦等打电话，说冯副委员长女儿冯弗伐要来拜访。对方就回答说，转告冯小姐，捐款叫人送去，不必亲自来了。有时对方哭穷，冯弗伐就再三恳求，并说还是亲自来取款。对方无奈，只好追加善款。
    轮到冯玉祥募款，则军人气势尽显。冯曾命卫兵挑来一担水，向川康盐贩募捐，说兄弟有难，这一担水两万五千块，盐贩不敢不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