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更多的官太太们，面对由各地抢救回汉的难童时，忌惮于孩子们的脏乱，纷纷借故离去。
    抢救孩子
    时局一日紧复一日。1938年2月，郑州、开封告急。3月，江苏和山东大部分城镇也被日军占领。
     4月8日这天下午，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收容难童。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原来台儿庄大捷后，日本准备包围徐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乱枪打死。
     34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服已被扒得精光。野狗、老鸹围着这些已是残肢断臂的骨骸，继续嘶咬，你争我夺。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硝烟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但当曹孟君带领200余名难童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徐州公署却拒绝解决儿童的吃住问题。她们又找到徐州难民救济署，救济署官员要求难童必须参加城防劳动才能得到救济。
     曹孟君在徐州的尴尬境地并不是个别现象。江西保育分会在长江湖口收容难童1000多人，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帮助，饥寒交迫的难童队伍不得不就地解散。安徽保育分会在芜湖收容难童600人，中途却被一支国民党部队扣留，强迫他们替部队挖掘战壕，后来在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离开。
     最终由于日军包围徐州，曹孟君无法硬冲，只好将大部分孩子安顿在徐州城内。不过，她仍决意带100个难童突围。突围的日子整整八昼夜，到处是枪炮的呼啸与难民的呼喊。难童恐惧绝望地跟着曹孟君跑，走路都在打瞌睡，互相紧拉着手生怕走散。即便如此，人群还是不断被冲散。在走完六百华里到达河南驻马店时，曹最终只带出了8个孩子。
     回到武汉，曹孟君受到保育总会同仁的热泪相迎。宋美龄在大会上大为褒奖。会后，宋美龄走到曹的面前，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共产党？”曹惊愕不已。但未等回答，宋美龄就转身离去。邓颖超似乎看出了宋美龄的用心，就悄悄将曹调到别处。
     事实上，国民党人士不断要求在保育儿童中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但宋美龄对此未予理睬。在保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的地下党员，如曹孟君等人。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仅仅3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容难童2万名。除浙江、湖南及广东、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暂的和平时光。1938年9月29日，田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难童们随国民政府转移到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10月20日，武汉临时保育院门口突然挤满了拖儿带女的市民，跪求收养自己的孩子。许多家长情绪激动，战事来了，为什么反倒不收孩子了？最后，1000个五六岁的孩子被送入保育院。父母隔栏相望，泣不成声。
    第二天清晨，一艘装载三百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三百难童血染长江，哭喊一片，然后沉寂，葬身江底。
     时隔半世纪，宋美龄仍念念不忘此事，“300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10月24日，日军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了武汉守卫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二十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这天下午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
     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里，已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机向保育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重庆“美好时光”
     难童沈美安生前忆述，他在湖北沙市被收为难童，与同伴徒步走到武汉，在武汉沦陷前乘船继续逃难。每个孩子都被绑上草绳，以免走丢。“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每当逃亡的船舶开航，难童们就不禁唱起这首《保育儿童歌》。伴着歌声，一批批难童们从武汉启程，辗转数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也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