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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1628:长城上的裂痕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对大明帝国的臣民来说,1627年是又喜又悲的一年:悲的是,杰出的木雕刻艺术家、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喜的是,由于杰出的木雕刻艺术家、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原本乌烟瘴气的朝局可能会迎来一点儿转机。
    不过很少有人料到,转机竟然来得那样快,而且还不止一点儿:就在这一年,朱由校的弟弟、刚继位不久的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迅速搞定了东林党人连续N年都搞不定的九千岁魏忠贤,顺便把他那“五虎”“五彪”之类的党羽一锅全端。魏公公无奈之下,只好发了人生中最后一条朋友圈:朱由检,你忘恩负义,洒家不伺候你了!洒家上阴间接着伺候你哥去!
    没有一个人给魏公公点赞。
    那小伙伴们都在忙什么呢?大家正忙着给另一个人的朋友圈留言:“厉害了我的皇上,您就是大明的中兴之主!”“皇上才十八岁(而且还是虚岁),就能一举拿下魏忠贤这个神奸巨蠹,真是英明神武!”“我早就看魏忠贤这伙人不是好东西,皇上惩治阉党,可谓拨云见日、大快人心!”当然,这些留言有的是出于真心,有的则是出于恐惧——当年,魏公公的朋友圈也这么热闹的时候,他们曾去那里写过类似的话,虽说都是为了生存,但还是抓紧撇清一下比较好。
    不过,不管是真心点赞还是吹牛拍马的人,似乎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朱由检之所以能搞定魏公公,除了因为他拥有隐忍的智慧和决断的勇气外,还因为他拥有皇帝的身份。要知道,魏公公虽然牛,牛到九千九百岁,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个公公;明帝国的权力结构设计早已将“皇帝是唯一有权决定所有人命运的人”这一观念刻入每个人的骨髓,皇帝只要想搞公公,一般都能搞定。
    比如魏公公的前辈汪直、刘瑾,当年也都是权势熏天的人物,随便说句话就能上热搜榜,相形之下,皇帝们的存在感要弱得多。可是尽管如此,皇帝一声令下,公公们立马就怂。
    从这个角度讲,朱由检最该感谢的不是精明的自己,也不是认怂的魏公公,更不是那些点赞的大臣,而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是他老人家设计了这个精妙的体系,确保了除皇帝外的所有人都只能狐假虎威,却永远成不了真正的老虎;老虎只有不想收拾狐狸,却不会不能收拾狐狸。所以,只要朱家子孙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收放自如地驾驭汪直、刘瑾、魏忠贤,不必再像汉朝、唐朝那些被宦官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前辈一样生得窝囊、死得憋屈。
    可惜这个道理并非人人明白,何况就算人人明白,也没人敢说。于是,在“搞定牛人的必然是更大的牛人”的逻辑下,朱由检的“开门红”不仅拉高了臣民对他的期望值,也拉高了他自己对他的期望值,他变得更加自信。或许,就在拿下魏公公的那一刻,他立下了更远大的志向:朕,要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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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朱由检是1627年当上皇帝的,但根据惯例,那一年的年号仍是他哥的“天启”,而他做的事情,也多半是收拾魏公公和他的余党。所以,1628年才是新时代的正式开端,朱由检希望他能凭借中兴伟业,让“崇祯元年”彪炳史册。
    然而对朱由检来说,“成为中兴之主”可比“收拾魏公公”难得多了:首先,要中兴,就必须先解决华为,哦,不对,是解决后金,可他解决不了后金;其次,他不光解决不了后金,还得努力避免被后金解决——拜多年坚持不懈的折腾所赐,明帝国成功地丢掉了辽东所有的战略优势,万历年间四路大军围殴努尔哈赤的光景一去不再返了。
    这种时候,朱由检最需要有真本事、愿意干事、还不怕死的人才,可是放眼望去,符合前两条标准的人还有几个,但符合最后一条的,他能想起来的就只有袁崇焕了。
    于是,赋闲在家的袁崇焕被火速召见进京,召见之后,又被火速派往宁远抗金前线。依袁崇焕这货的脾气,对这种工作节奏应该还是比较享受的,不过一到宁远,他也傻了眼:那里的士兵哗变了。
    根据各种文学和影视作品的习惯,听说士兵哗变,长官的画风一般是拍桌大怒:“×他妈,反了这帮家伙了!”因此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哗变=造反。然而事实上,“哗变”不一定是“造反”,就拿这次宁远的哗变来说,士兵们只是因为四个月没领到军饷,所以罢工而已。当然,比较过分的是,他们把巡抚(省长)和总兵(军分区司令)绑在了谯楼上,扬言领不到钱就不放人。
    综合来看,这次哗变大体相当于罢工+讨薪+绑票。
    袁崇焕十分震怒——既因为“反了这帮家伙了”,也因为“这帮家伙”居然喝了四个月的西北风。要知道,宁远可是前线,随时要跟敌人拼命的,给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来,何况不给钱!当然,震怒归震怒,袁崇焕的处理措施,还是把当地将领臭骂了一顿,又处分了几个将领,还砍了几个挑头闹事的士兵。
    可是该发的钱,最终还是要发的,再不发,负责砍闹事士兵的士兵也该闹事了。当时的局面是:在袁崇焕抵达宁远之前,大家为了赎回人质(巡抚和总兵),找商人借钱把军饷给发了,但既然是借的钱,就得还;而就在袁崇焕为还钱发愁的时候,锦州和蓟县的士兵又哗变了,原因还是欠饷。
    袁崇焕再次震怒,这一次更多是因为朝廷确实不够意思——就算你想让这些人战死沙场,好歹得先保证他们不会饿死沙场吧?于是他给朱由检写信:大哥,你得赶紧给点钱了,不然这事儿我可罩不住。
    按常理说,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但一个人的出现,让它看上去很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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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接到袁崇焕的来信后,朱由检高度重视,亲自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专题研究发放军饷事宜。在会上,他首先发言:“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然后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这两句话翻译成现代文,意思大致是:袁崇焕这货跟我说,他五年内就能搞定后金,而且自己不稀罕钱。现在突然说缺钱,几个意思呢?要是宁远前线要钱,咱就给钱,那其他前线都要钱,咋整?
    群臣面面相觑。说实话,当时明朝的财政确实很惨淡,户部(财政部)那边都快揭不开锅了,可是京城和各地都有一大堆人要养活,也难怪朱由检犯愁。何况袁崇焕晋见的时候,光顾着吹牛了,也没怎么提钱的事,后来反应过来牛吹得太大,才又上书问朱由检要权、要钱、要人。当时朱由检给过他一些钱,现在又要,朱由检当然奇怪:你要钱,到底是用来发军饷呢,还是用来干别的?
    其实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派人去袁崇焕那里审计,查查他到底有多少兵、需要多少开支、之前的钱都花到哪里了,可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明摆着告诉袁崇焕:朝廷不信任你。这当然是不行的,朱由检可以怀疑袁崇焕,甚至可以在朝堂上公开地怀疑袁崇焕,但不可以让袁崇焕知道他怀疑他。要知道,信任都是相互的,一旦袁崇焕知道朱由检怀疑他的真诚,他也会怀疑朱由检的真诚。
    可是朱由检既然已经起了疑心,这口气出不来不行。于是,为了让皇帝出气,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站了出来:“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
    “罗雀掘鼠”是唐代安史之乱中的典故,当时张巡、许远坚守睢阳,被叛军重重围困,粮食吃光了,他们就挖老鼠、捉麻雀吃,宁饿死不投降。所以周延孺这段话的实际意思是:人家张巡到了罗雀掘鼠的地步,士兵也没哗变,你袁崇焕咋就不能克服一下困难?就算你不是另有所图,至少也是治军不力吧?
    平心而论,这段话说得相当有水平:首先,他并没明说“隐情”究竟是什么,貌似给袁崇焕留了余地;其次,他又处处暗示了“隐情”究竟是什么,所以朱由检听着很舒服——毕竟他就是这样想的。因此一听这话,朱由检立马一拍大腿:“对对对,古人都可以罗雀掘鼠,也没见哗变,今天宁远虽然苦一点,但又何至于到这地步呢?”
    就这样,周延儒凭这段话给朱由检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为日后成为首辅打下了基础;袁崇焕则掉进了嫌疑之地,从此他再没能从这个坑中爬出来。
    但我们似乎不能因此断定,周延儒是个坏人。当然,《明史》把这货列入了《奸臣传》,可是他为人精明干练,办事也麻利,还做出过不少政绩,对这些,历史也是承认的。大家之所以觉得这货是奸臣,主要在于他特别喜欢逢迎朱由检,甭管朱由检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无原则地赞成:皇上您帅!您说什么都是对的!
    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有几个人能坚持原则呢?就连袁崇焕第一次在宁远带兵的时候(当时还是天启年间),也给魏忠贤修过生祠,何况是周延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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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值得庆幸的是,“罗雀掘鼠”的对话没有传到宁远前线,否则士兵们一定又哗变:你们叫我们罗雀掘鼠,你们自己怎么不罗雀掘鼠呢?YOU CAN YOU UP啊!
    然而,士兵们虽然没听见这话,却也并不开心,原因还是没钱。袁崇焕当然不敢跟士兵说,你们罗雀掘鼠吧,他只能一边来回穿梭于宁远、锦州前线安抚士兵,一边不停地给朝廷写信,让他们赶紧给钱。
    这次要钱,袁崇焕又捅了篓子。
    按理说,边将问朝廷要军饷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但他们既没必要、也不应该关心军饷从哪里出——我就要钱就好了嘛!钱从哪出,那是你们的事,我要是越俎代庖,还惹得你们不高兴,何必呢。
    可是袁崇焕不理这一套。在给朝廷的上书里,他屡次“请发内帑(皇帝的私房钱)”,意思非常明确:咱别来回扯犊子了,我知道户部没钱。可是朱由检,你的小金库里有钱啊,从你那里拿点不就完了?
    朱由检可不这么想。收到袁崇焕“请发内帑”的上书后,他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这次连周延儒都不用了,直接自己开骂:“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
    皇帝发脾气,后果很严重,于是大臣们纷纷……跟着袁崇焕请发内帑。朱由检火更大了:这朝廷上的事儿,到底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怎么我还没让你们掏钱,你们反倒让我掏起钱来?要是什么事都让我掏钱,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然而大臣们也没法子,因为国库真没钱了,那时候又不流行“量化宽松”,不发内帑还能发什么。周延儒只好又出来和稀泥:“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
    这番话比上次那番更有水平:第一,兄弟我是替大哥你着想,现在他那边急用钱,这次就给了吧;第二,我说了,这次给钱,是权宜之计,下次肯定不给了,你不用担心后患;第三,我不说“你应该发内帑”,而是说“如果你发内帑,我不敢拦着”,这说明决定权还在你,你不是被臣下逼迫的,面子绝对能留住。
    朱由检果然很满意。
    袁崇焕可就惨了。虽说这次要来了内帑,解了燃眉之急,可是朱由检已经对他非常不满,甚至不指名地批评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袁崇焕能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士兵,他们自然不会为了“钱”这种小事胡闹,这都是你的错。
    然而,袁崇焕正是“待部属如家人父子”的,否则他就没必要为了部属的利益,去惹朱由检不高兴——毕竟他本人的薪水一直在正常发放。事实上,没有做到“待部属如家人父子”的,恰恰是朱由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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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朱由检并不是个小气鬼。他或许多疑、忌刻,但并不糊涂,更不贪图珠宝、美女,据说当年全国最牛的网红陈圆圆被送进宫,他都不正眼瞧一下。那他为什么会痛恨“请发内帑”这件事呢?
    答案很可能是:在他的逻辑里,他就应该痛恨。
    在朱由检看来,他的蓟辽督师和关宁铁骑,就应该饿着肚子为他打仗,就应该以无限的忠勇承担无限的义务,就应该无怨无悔无条件地坚守在岗位上,而他本人,却不必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们。换句话说,他朱由检可以不在乎他的内帑,但袁崇焕不可以不在乎;他朱由检怎么花内帑都是分内之事,袁崇焕让他发内帑却僭越了自己的本分。
    因为他是皇帝。臣下为君王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他可以享受,但用不着感激。
    然而这并不能证明朱由检的“自私”。他生在那样的家庭,站在那样的位置,面对那样的局面,自然就会有那样的逻辑,没有才是奇怪。何况,比起刘禅(蜀后主)、陈叔宝(陈后主)这些“肉袒出降”的皇帝,朱由检的吊死煤山,又显得有骨气得多——那当然于事无补,但至少为“不和夷狄、不降贼寇,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大明王朝添上了最后一笔悲壮的注脚。
    唯一可惜的是,直到那一刻,朱由检仍然认为一切不幸都是臣民对他不忠造成的,却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忠于他们。他知道“家人父子”的道理,却从未把这个道理用在自己身上。
    其实明朝灭亡这笔账,不能都算在朱由检头上,然而当他面对着帝国最后的落日,仍不知道在那漫长而煎熬的十七年统治中,是不是也曾出现过一线曙光,让他可能成为中兴之主。
    他不知道,历史也不知道。
    公元1644,历史终于用光了最后的耐心。就在朱由检去世后不久,满清铁骑冲破了万里长城第一雄关——山海关,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们将席卷中原,埋葬他孜孜以求中兴的大明帝国。可是,清王朝的军队之所以能突破长城,并不是因为城墙上出现了裂痕。
    那道真正的裂痕,出现在1628,出现在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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