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Ⅱ》为厘清蒋介石研究中的诸多学术论争提供了大量史料。
     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判断出：蒋介石是在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的，因此，“不抵抗”命令的确不是他下达的。但是，关于“不抵抗主义”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
    一、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其实，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四条：1.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间会师北京。3.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席会议》，《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第1张第2面）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2张第2面）“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1张第2面）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