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除了CC系、政学系、黄埔系等派系之外，另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各自为核心分别形成的小派系。诸派之间，相互排挤，其中尤以戴笠之军统为甚。除黄埔系因戴笠隶属其中，宋子文、何应钦及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较深外，其他的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并先后受到戴笠的无情打击。但对于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
     提起陈诚，我们大多只知道其土木系，而以其为首的“研究系”特务组织则知之不多。其实，数十年来，陈诚之所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之所以对他没有任何猜忌戒备之心；国民党败逃台湾时的众多大员如何应钦、胡宗南、白崇禧、汤恩伯、桂永清等人之所以被“冷漠”或“悬挂”，而陈诚则继续受到重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且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又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则与陈诚本人所培育的特务组织渗透到各处有关。
     “研究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对陈诚所属特务组织的代称。虽然陈诚矢口否认这个机构，这个机构也极力避免社会上把他们当成为一个特务集团。但事实上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国民党逃台，以张振国、阮成章、刘庄如为首的一班人，始终打着陈诚的招牌，在“军统”与“中统”两大特务派系势力的夹缝中，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开山立柜。他们先后据有九战区、六战区、十一战区长官部及远征军长官部、军政部、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开和秘密情报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还控制了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总之，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也就是“研究系”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而“研究系”之所以是只有活动而没有“正式名义”的组织，究其原委，正如阮成章所说：“我们今天羽毛未丰，组织还未定型，一方面不能不打辞公这张牌来挡住‘军统’对我们的排挤，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辞公的旗号，给辞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
     “研究系”的主要骨干俗称“三头六臂”，被称为“三头”的是张振国（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阮成章（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及刘庄如（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六臂”指的是杨大和（国防部二厅办公室副主任）、陈寄生（武汉稽查处处长）、李铁生（武汉稽查处副处长）、余诚（情报学校处长）、周伯达（海军情报处副处长）、阮更生（昆明稽查处处长）。
     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特务组织，“研究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谍报队、湘北情报联络组以及第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三个阶段，其存在历时十余年。
     抗战初期，在日军节节进逼之际，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长官部不得不由武汉撤到长沙，司令长官陈诚苦于对日军行动缺乏情报，常常一筹莫展，而对新四军在敌后捷报频传又分外眼红。1938年武汉陷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它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后来，汤调河南前线，李默庵受陈诚指定继任教育长。游干班在南岳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1939年2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后因故推迟到4月上旬开学，7月5日才结业；第二期，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第三期后，1940年夏，游干班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其时，张振国按陈诚旨意，在游干班内部办了两个谍报队，一个是第二期的第五队，一个是第三期的第十队。张振国亲自兼队长，阮成章由游干班第一期毕业后，做了情报队的指导员。这两个队的课目基本是情报搜集训练，学生男女兼收。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有情报业务、化装术、通信术、侦察术、测绘术、窃盗、交通等。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其中的女生郭雅萍、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成了夫妻。当第五队学生毕业时，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他利用这批学生，先后在湘北的浏阳、益阳、平江、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阮成章、余诚、王子民、肖赞何、刘汉屏、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这几个队的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早期“研究系”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