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陈诚把第九战区交给了薛岳,自己兼任了设在湖南邵阳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长官(后来到湖北恩施才正式组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基于陈诚的一贯作风,六战区的各级干部大都是由长沙九战区调去的。张振国在九战区任第二课课长时,深得陈诚器重。张建议把湘北的情报队编成一个联络组,改属六战区指挥。在得到陈诚批准后,张振国便自兼联络组长,也由湘北转到恩施,联络组便成为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负责情报侦察的独立单位。第六战区长官部占据恩施之后,陈诚企图把湘鄂川地区培植成他的独立王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教集权于其控制之下。陈诚运用情报组织密布在各级机关、部队、学校内,作为其无形的触角,由上而下、由近及远地贯彻他的意旨,而起这个作用的最初是联络组,后来为研究室。
1943年夏鄂西会战期间,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先后向湖北远安、宜昌及宜都进攻。起初日军的行动系“扫荡”性质,而第六战区部队出于恐惧,开始到处宣传“日军以大军进逼恩施,直指重庆”,让蒋介石多为陈诚送钱、送粮、送装备。当时在对日军的兵力判断上,六战区长官部和蒋介石大本营军令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尤其是日军进攻宜都时,八十六军的十三师一经接触就仓皇逃走,一直退到罗甫塘和三斗坪。这时“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工,早已闻风后撤,因此军令部对日军行动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由于没有料到十三师会逃跑得那么快,组长胡祖福及电台人员都没来得及后撤,结果只好在敌后公安县的斑竹场附近躲藏下来。因而对日军在宜都、松滋向五峰、长阳进犯的行动,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决战,并取得这次保卫战的胜利。最后论功行赏时,张振国、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都分别得到“宝鼎”和“总勤”勋章。张振国邀功自炫,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它设有主任、副主任(少将或上校级)和四个股(一股主管总务,二股管情报,三股管人事考核,四股管通信)、一个无线电总台、一个巡回教育组;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这样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合计内外勤人员共有300名以上,它的情报搜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经军委会军令部批准并核发编制的同时,在长官部参谋处还有一个通讯组,它是主管部队通信补给指挥业务的。由于这两个单位仅一字之差,以致彼此业务文电经常混淆。通讯室名义不便对外,阮成章便建议用“研究室”名义对外行文,作为通讯室的掩护名称,而“研究系”的产生,也就由研究室的成立开始。自此以后,人们都只知道研究室,而不知道研究室实际是通讯室特务机构的代称。
1945年至1947年,是“研究系”势力发展的极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系”特务的势力不仅遍及华中,而且华北、华东、西南以及沿江沿海的重要港口,甚至一些人迹罕到的海岛,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全国主要城市如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昆明、武汉、广州、青岛、厦门、福州、台北、沙市、宜昌、九江、安庆、镇江等地,都有“研究系”控制的据点。他们在各地的情报人员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特务集团。他们既非军统,也非中统,亦不属国防部二厅,算不上是一个定型的组织,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研究室。因此,人们把这伙特务称为“研究系”。
然而,为了追求表现,“研究系”处处锋芒毕露,导致全民声讨。由于研究系骨干分子张振国处处树敌,先是与昆明龙云的公子争夺陈佩秋,影响了陈诚本人的声誉,其在南京和刘蓓蓓勾搭的黄色新闻又在京沪报刊上曝光,陈诚更是恼怒,表示对张振国“永不录用”;另外也由于“研究系”的骨干见上层失了依靠,便心灰意冷,纷纷另择高枝。
不久,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研究系”这个组织便烟消云散,再也见不到影子了。但是其组织内部究竟还有哪些成员?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还剩多少成员?这些问题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文:王信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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