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太平军起事后至政权覆灭，有十项失误，直接关系成败。其中第一至第三项失误均与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的北伐政策有关——
     “计开天朝之失娱（误）有十：一、悮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娱（误）。二、悮困（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後，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三、悮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李秀成自述手稿中错别字较多，本段经校正者，均用括号标示。“悮”同“误”——编者注）
     事后不少史家总结，太平军在南京建都后，没有全军北上，对清廷扫穴犁庭，而仅以偏师北伐，主力在苏、皖、赣诸省相继陷入同清军绿营及湘、淮军的拉锯苦战，致使太平天国终于淹没在旧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认为，对于由南方崛起的新政权的兴亡，这条教训具有启迪性的意义。
     然而，在研究相关史实以后，笔者觉得，恐怕不能简单地以此况彼。先说古代史。元末，朱元璋借红巾军崛起，势力壮大以后，建都于建康（南京），并没有北伐，而是西征于湖北、湖南、江西割据的陈友谅，东伐盘踞在苏南、浙北的张士诚。征伐多年，才继续北伐，驱赶元廷。朱元璋政权并未因不及时北伐而败亡，反而建立了强盛的明王朝。
     再看现代史。蒋介石政权崛起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1927年，西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而中路、东路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蒋介石坚持要求国民政府东迁。于是宁、汉对峙，双方都停止了北伐。接着，北伐阵营发生分裂，南京、武汉两地的国民党政权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共。不久，宁、汉又发生了军事对抗，大动干戈。其后，蒋介石军队才继续北上，讨伐北洋军阀，史称“二次北伐”。尽管迭经挫折，北伐仍取得成功。
     朱元璋、蒋介石在初步巩固了政权的基础以后，均未对原中央政权进行不间断的军事攻击，却未蹈太平军中止北伐旋遭败亡的覆辙，这是什么缘故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当时形势演变和各方力量对比的异同着眼。
     太平军自广西起事以后，占领武汉，挥师东下，尽管穿越了桂、粤、湘、鄂、赣、皖、苏七省，却是旋占旋弃，从未分兵置守。截至建都南京之日，太平军势力所及仅苏、皖、赣三省部分地区而已，而北方全部省份及南方多数省份都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整个国家的外交权也在清廷掌控之中。再说清廷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窘况，仍恪守康熙“永不加赋”的遗言，并未从滥征田赋着手，而主要采纳雷以缄的建议，征收商人厘捐“助饷”，又扩大富人“捐官”力度，初步解决了非常时期的财政困难。所以，尽管在讨伐太平军期间军费激增，却没有在财政上对清廷于全国的有效控制造成巨大冲击。
     事实上，曾系湘军的崛起，同太平军纵横苏、皖、赣三省几乎同时发生，而左系湘军、李系淮军的组成为时更晚。姑且不论英、法、美等国军人在中国组织的洋枪队，单凭民间崛起的曾、左两系湘军和李系淮军，仅就对汉族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的号召力及其军事实力发展的后劲而言，太平军就不是它们的对手。
     太平军建都南京数年后，曾派李开芳、林凤祥率偏师北伐，兵锋直指天津城下。换言之，如果太平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全力北伐，不是没有可能攻占北京的。在太平军威胁北京的情况下，曾系湘军势必应诏北上“勤王”，远离根据地，在地利、人和均不占优势的北方同太平军较量必处劣势。何况在京畿重地周围用兵，难以避免清朝宗室的猜忌，牵掣因素众多，不可预测性颇大，曾国藩根本不可能坐大，遑论左、李了。如此，太平军胜负还在两说。
     然而，太平天国领袖们建都南京以后，不此之图，沉迷酒色，加速腐败，又发生创痛巨深的内讧，归于覆没是历史的必然。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政领导人，作为这段历史的过来人，他的亲身感受及由此给出的评语，自然一针见血。
     朱元璋建都南京时面临的情况，与上述形势迥异。“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红巾军在黄河流域起事，北方陷入一片混乱，大小不等的汉族军事势力纷纷崛起，众多军阀在各地割据称雄。元朝地方政权，从省到县，丧失殆尽。元宗室在北京周围非常狭小的一个地区苟延残喘，号令不出都门，根本谈不上对全国有什么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