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金羊网，作者：作者：佚名，原题：苏联对华武器援助成一笔沉重的负债：65年还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动辄死伤上万人的现代战争来说，更是如此。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一决高低，苏联对中国赠予或出售的军火，包括各种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飞机等，功不可没。在很大程度上，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于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转型来说，一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国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连同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经济项目一起，直到“文革”前的1965年才全部还清本息。
    中国出兵朝鲜：斯大林感动得流泪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赴朝作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见斯大林，寻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给予空军支援，这是中国出兵朝鲜最迫切的需求。当时中国准备了两套方案，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特别是派遣空军入朝作战，中国就出兵，否则中国将按兵不动、见机行事。
    周恩来与斯大林此后几天的会谈，进展并不如人意。斯大林认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飞机支援志愿军，即便支援，空军也只能到鸭绿江边。问题在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必须跨过鸭绿江，战场在朝鲜境内。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就等于没有提供空中掩护，这正是中国领导人迟迟下不了决心入朝作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斯大林承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向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要求。随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告了这一情况。
    10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进行讨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为保障中国边疆的长治久安，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当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时，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几乎与此同时，因中苏双方就苏联空军是否入朝作战问题没有谈拢，斯大林也让人转告金日成，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最好把剩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莫斯科传来的消息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但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
    13日的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把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同时表示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斯大林)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当晚22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20亿)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斯大林通过罗申得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决定后异常兴奋，以至于14日两度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
    19日晚，志愿军横渡鸭绿江，消息传至莫斯科，斯大林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时，斯大林似乎才真正认识到，中国是苏联不可或缺的盟友。这一认识的转变，促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武器装备援助的力度。
    斯大林当然明白，中国不仅是在为朝鲜作战，更主要的是在为苏联作战，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
    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
    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11月25至26日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立即予以满足。
    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仅支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当时国际上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给中国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
    斯大林的举动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当然，中苏关于军事援助的交涉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在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僵持阶段以后，毛泽东仍然要求苏联大规模提供装备，斯大林却似乎认为中国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
    中国靠苏联武器援助实现军队现代化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根据徐向前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毛泽东要求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他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斯大林则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三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1954年全部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
    客观地讲，斯大林说苏联生产有困难是实情，而毛泽东坚持急需的这些装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确是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
    中国在得到苏联提供的军需装备后，对取得朝鲜战争胜利的底气也更足了。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当然，苏联对华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二战”时对德作战后的弹痕，只是刷了一层新漆。
    空军方面，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向毛泽东表示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苏联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尽管大部分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起到相当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在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也同意帮助中国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没有免费的午餐，军火债一还十年
    中国向苏联寻求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埋下了日后“还债”的伏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对中国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附加了条件。
    早在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在莫斯科谈判的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如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吨，而1949年仅2767吨。这些战略物质自给略有剩余，要到达苏联提出的要求，却显然力所不及。
    经过周恩来斡旋，苏方最后接受了中方要求“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
    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刘少奇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去电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斯大林出于对苏联远东利益的考量，急切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为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后来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左右。
    师哲曾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相当数量的农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二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租借物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人民币。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随后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倡导自力更生，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十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当时，尽管全国普遍遭遇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但国家还是拿出苹果、鸡蛋等农产品来还债。对于当时的情形，北京大学学者李零曾回忆说，“后来，两边(中苏)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据说最初中国抵债的农产品曾遭苏联方面刁难——“鸡蛋、苹果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
    4年后，中国最终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为此，周恩来在当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1961年的50万吨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由于政府一并清偿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还债，一方面经受了朝鲜战争以及大跃进后国内大饥荒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也成为此后多年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