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国说：“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里看到了蒋经国的画像。我对着他宣誓——忠心参与中华民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忠于三民主义，绝不反叛，如果我对党国不诚不义，愿受严厉惩处，包括家属。”
     此时，对间谍工作一无所知的姜建国才隐约感觉到了一丝危险。对方安慰他，给他的任务不过是在香港做简单的牵线搭桥工作。身不由己的姜建国只好开始接受“军情局”对他为期7天的特务培训：“每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到10点，我都要注意收听广播。当时，我的代号是5331，我还有一本专门破译密码广播的书。他们会让电台播三遍，‘5331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对你讲话，请记录，1034、5678、3365、0533。’一般来说，每组数字报两遍。前两个字母代表书的第几页，后两个代表第几行的第几个字。如0533就是，第五页第三行的第三个字。”
     短期的突击培训后，姜建国正式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台湾当局将蚕丝还给了他，并委任他为中校处长，每月发给他960美元的薪水。不久，姜建国返回香港，并从上级那里领到了第一个任务：携带大量的反共传单，潜入大陆散发。接到指令后，姜建国如坐针毡，他不敢将这一切告诉家人。但最终，他绞尽脑汁、精心准备，以香港游客的身份潜入内地。没想到，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
     1986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故乡上海。这时，他仍为“军情局”效力。姜建国在承建上海码头工程时，窃取了大量机要图纸。同年，姜建国又来到大连，这回，他绝想不到自己的一切行踪都已在大陆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下。在大连期间，姜建国到大连军港游览，刚一出港，即被国家安全局捕获。他仅一年多的特务生涯戛然而止。
     姜建国入狱之后，在香港的妻子不肯原谅他，将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出狱后，姜建国在香港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此时，他能想到的就是去找台湾当局。2002年，姜建国终于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然而，“军情局”只承认他的身份，却没有给他任何补偿。姜建国后来在香港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和拾荒度日。
    对大陆“工作”代价不小
     实际上，“军情局”对自己人“见死不救”的事情时有发生。2004年1月，多名为“军情局”充当特务的台商在大陆被捕，结果，“军情局”根本不承认他们的身份，并一再宣称跟“军情局”没关系。2004年4月，曾被“军情局”命名为“国府001号情报员”的老牌特务张志鹏召开记者会，声泪俱下地控诉“军情局”过河拆桥，不顾其死活。
     “军情局”对特务绝情是出了名的，他们甚至会把活人说成死人。对待被逮捕的特务，不仅会立刻宣布其“死亡”，而且还会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出狱后回台湾。1982年，因在大陆从事特务活动而被捕的台“军情局”情报员李俊敏，在2006年10月经多次减刑后即将被释放，大陆方面通知李俊敏的家人尽快向台有关部门申请，以便把李俊敏接回家。家人马上与“军情局”联系，不料被告知，早在1999年底，“军情局”就以“执行作战任务死亡”为由，为其办理了“死亡”手续，还注销了其在台湾的户籍。几经周折，“军情局”才让李俊敏“活”了过来。
     自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已有3000多名“军情局”特务“以身殉职”，为台湾当局写下了一部特工血泪史。仅2002年，就有至少20人“移民”，失去了联络，其中5人被当地逮捕。2004年与2006年，大陆又破获了多起台湾间谍案。台湾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务”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每次行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